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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紫禁城，自江南的情报正雪片似来。朱翊钧掌权以来，把江南视为改造大明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情报部门安排上，共分了三部分。
一是各处镇守太监府，李秀山负总责。他自身的职责重心在南京，重点监控南京一派文武的动向和南方政情；二是锦衣卫，和每省设一局不同，锦衣卫在南京还设了中间机构江南总局，统辖整个湖广、南直隶、应天、苏松等地情报部门，事无巨细，先在南京汇总，并分门别类的加以分析上报；第三部分，乃是暗子——冯保统管江南六家日升隆，并暗中刺探、干扰士林，掌控舆情并监控各地镇守太监以及锦衣卫。
三大情报机构的领导层都互相知道对方，也明知这是皇帝的牵制之法，但都不敢串联欺瞒——其中涉及的猜疑链太长，人员太多。而且皇帝是否还有后手，谁也不知。
因此朱翊钧定下了以徐家破江南局之策后，这南方动向的情报三方都报的详尽。海瑞让王以修洒人去掌握大族暗中引导民变的证据，简直是把江南数千锦衣卫的能力瞧的扁了。
也正如海瑞所说，徐家在此次退田退仆的行动中，是有意为之。
徐阶之为人主政，最善因势利导。严嵩当政期间，他作为阁臣二把手，能利用严嵩集团自身的矛盾，以及针对嘉靖帝的脾气秉性顺毛捋，保住朝廷大量元气和正气，就是因为其人“善忍”。
这个“善忍”重心并非是这个“忍”字，而是指徐阶善于在自身不利的情况下，利用“退忍”来获得同情、支持，并将自身劣势转化为优势的能力。两个字的要点为“善”，善于利用的意思。
此次朱翊钧磨刀霍霍，徐阶已经感受到了皇帝对徐家满满的恶意。若是一般老臣，在面对皇帝这般大势巍然压下之时，多数会躺倒任锤，此后做一个满肚子牢骚、说怪话的厌物罢了。
但徐阶虽然退养悠游林下，但是退思园仍执江南士林之牛耳。徐阶利用其家庞大的财力，纠集文人清客，和他一起编辑《世经堂集》等书，并大办文会，养望于士林。
偶尔有兴致了，他还亲自讲学。每次要讲学的消息传出，南方士子闻风而景从。这些情况都在冯保、李秀山、锦衣卫等渠道上报的情报中反复提到，朱翊钧不可能不加以重视。
徐阶是王学门人，阳明公弟子聂豹的再传。虽然比不得他老师聂豹一生清廉如水，但徐阶认为自身功业却不在老师之下。且自觉得到的王学衣钵，最为正宗，因此大言讲学毫不脸红。
朱翊钧倒不是反感讲学这种形式，但徐阶这种在野的影响力必然成为新政的阻力。因此，徐元春被无端黜落，其实第一层意思是朱翊钧在警告徐阶在家要闭嘴——但是，未能起效，因此才有蔡国熙起复之事。
让徐阶在南方影响力大的，还因为现在当政的是其门生张居正。虽然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像两人表现在外的那般融洽，史书隐约记了一笔，徐阶的下台，张居正也搞了点小动作。高拱和徐阶赋闲在家时，张居正推荐给隆庆帝的，居然是高拱，而非徐阶。
徐阶知不知道张居正在搞自己呢？当然知道。但尽管如此，还是将自己的政治势力全盘移交给张居正，毫不以之为忤。因为他知道，自己还会用到这位“好学生”。
果然，在隆庆三年，海瑞、蔡国熙在松江铩羽而归，居正与有大力焉。事后，张居正在给徐阶的信中表示：“仆在一日，为善类保全一日”。并写信给松江地方官，要求他们“慰藉”徐阶。
由这些事情可见，在徐阶、高拱、张居正的三角关系中，一切都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出发，而非世人所见的“师生”感情或“潜邸”之谊。
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和高拱都认为“甘草国老”施政不能挽救大明日益倾颓的局势，因此有志一同，一个冲锋陷阵，一个背地里使绊子，把徐阶赶回老家。
既然徐阶回家了，高拱继续收拾徐阶就是张居正所不能容忍的了。因此，戴凤翔作为徐阶留给张居正的走狗之一，能直接参倒海瑞和蔡国熙，张居正的确是居中出了大力。而张居正也利用保徐阶这事儿，跟高拱划出了底线——我的人，你不能动！
言归正传，因为张居正的关系，万历年以后，任官帝国南方的，过了江不去退思园看看老首相，这心里也没底。因此退思园日日高朋满座，诗赋唱和，真为文坛佳地，高士渊薮。
这些人带来的，都是朝廷最新的消息。两年来，徐阶冷眼旁观朱翊钧和张居正施政，心中早就给他两个不知打了多少大叉。嘴上不说，但是“孟浪”、“好大喜功”这些字眼不知道在心里打了多少个来回。
......
令徐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帝对他的恶意因何而来？自己所作所为，并无出格。三个儿子不肖，最有能力的徐璠早就被海瑞判罪，虽然没有真的流放，但此生无缘官场。大孙子念书虽然好，但等徐元春成长起来，徐家在政坛影响力早就风流云散了。
在此种情况下，皇帝为何要以近乎羞辱的方式对待他这个拨乱反正，扶保隆庆帝顺利登基的大功臣？这简直毫无道理！而且皇帝这一招，看似犀利，其实可笑。在南方士林之中，皇帝近乎人心尽失，一个“非以才取人，昏聩而辱功臣”的帽子戴上了，与皇帝有何好处？
别说徐阶不明白，张居正也不明白。为了老师的家事，张居正和朱翊钧也闹起了别扭。毕竟，装在朱翊钧肚子里的那篇再造神州的大文章，很多政策现在是无法宣之于口的。而此时的徐阶在他看来，连一颗阻路的小石子都算不上！
但首辅人闹别扭，既不找他汇报思想，平常工作中也少了那种亲密无间，劲往一处使那种爽感。朱翊钧发现张居正思想出现问题，就不得不安慰张居正，并给出看似合理的解释。
万历二年年底，借着某次张居正单独汇报工作的机会。朱翊钧问他道：“老先生欲丈量天下，行一条鞭法，原打算何时行之？”
张居正回奏道：“臣欲在万历五、六年时行之。其时皇上必然已经大婚亲政，且东北开发有成，那时却当其时也——到那时皇上再整理江南也不迟。”
朱翊钧听了，温言笑道：“那明年、后年，要用潘季驯治河、治淮、治江，全国大兴水利，阻力最大的将在何处？”
张居正听了，为之默然。朝廷治河，年年都要支出大笔银子。除了正常的费用外，治理河道的上下官、差贪污也是头疼事。另外大量资源要用来赎买豪绅之家，否则好些工程必然干不成——一方面，组织工役需要这些家配合；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他们使坏。
为什么他们要使坏呢？因为全国各大小流域，圩田最多的就是这些豪绅之家。普通小民圩田，官府不认账，没有产权的地谁敢种？但豪绅之家不怕，他们经常在朝廷兴修水利的时候留一些不必要的闸门甚或故意造一些豆腐渣堤坝，以便于洪水过去了，他们在防洪工程内圩田引水方便。
朱翊钧道：“朕非是反对圩田，而是反对在泄洪防汛工程内圩田！你也看了潘季驯的奏报，太湖南部的‘横塘纵溇’，既能分山洪激流，又能在旱季利用河渠引水灌溉，诚为两便。”
“然而，潘季驯还奏报了，胡乱圩田危害也大。以皖江支流西河为例，原本有三处入江口。具体地名朕不记得，现在两处入江口都圩了田。洪峰来时，若那两处圩田的坝子溃了——数十万丁口之地立成泽国！”
张居正听了，额头上汗津津的。听朱翊钧继续道：“现在拿徐家作伐子，因为影响力大！从两河一直到江南，谁家地最大？谁家影响力最大？只要把这只猴杀了，其他的斗鸡还敢叫吗？都给朕变成鹌鹑，听潘季驯摆布！”
朱翊钧见张居正脸现苦笑，就缓和了口气。又苦口婆心道：“老先生，朝廷去年卖了天下盐田，得银一千六百万两——其中三分之一还是朕的银子。朕不是个昏君，若这些银子用来修园子，十来年也就败光了！如今用这一大笔银子，在全国兴修水利，就是要收统筹之效——否则年年打补丁，将伊于胡底？”
“朕去年没启用潘季驯，让他全面调查时候就反复告诫，要‘大其心’，通盘考虑治淮、治河、治江事，不必考虑成本。估摸着他没想到朝廷能拿出一千二百万来治河罢？”张居正听了，心说我也没想到。
朱翊钧讲到此处，又有些激动：“全国大修水利，乃百年大计，凡是阻挠其事的，朕不介意杀个人头滚滚。江南丑类，不过先打个前站！”
一是各处镇守太监府，李秀山负总责。他自身的职责重心在南京，重点监控南京一派文武的动向和南方政情；二是锦衣卫，和每省设一局不同，锦衣卫在南京还设了中间机构江南总局，统辖整个湖广、南直隶、应天、苏松等地情报部门，事无巨细，先在南京汇总，并分门别类的加以分析上报；第三部分，乃是暗子——冯保统管江南六家日升隆，并暗中刺探、干扰士林，掌控舆情并监控各地镇守太监以及锦衣卫。
三大情报机构的领导层都互相知道对方，也明知这是皇帝的牵制之法，但都不敢串联欺瞒——其中涉及的猜疑链太长，人员太多。而且皇帝是否还有后手，谁也不知。
因此朱翊钧定下了以徐家破江南局之策后，这南方动向的情报三方都报的详尽。海瑞让王以修洒人去掌握大族暗中引导民变的证据，简直是把江南数千锦衣卫的能力瞧的扁了。
也正如海瑞所说，徐家在此次退田退仆的行动中，是有意为之。
徐阶之为人主政，最善因势利导。严嵩当政期间，他作为阁臣二把手，能利用严嵩集团自身的矛盾，以及针对嘉靖帝的脾气秉性顺毛捋，保住朝廷大量元气和正气，就是因为其人“善忍”。
这个“善忍”重心并非是这个“忍”字，而是指徐阶善于在自身不利的情况下，利用“退忍”来获得同情、支持，并将自身劣势转化为优势的能力。两个字的要点为“善”，善于利用的意思。
此次朱翊钧磨刀霍霍，徐阶已经感受到了皇帝对徐家满满的恶意。若是一般老臣，在面对皇帝这般大势巍然压下之时，多数会躺倒任锤，此后做一个满肚子牢骚、说怪话的厌物罢了。
但徐阶虽然退养悠游林下，但是退思园仍执江南士林之牛耳。徐阶利用其家庞大的财力，纠集文人清客，和他一起编辑《世经堂集》等书，并大办文会，养望于士林。
偶尔有兴致了，他还亲自讲学。每次要讲学的消息传出，南方士子闻风而景从。这些情况都在冯保、李秀山、锦衣卫等渠道上报的情报中反复提到，朱翊钧不可能不加以重视。
徐阶是王学门人，阳明公弟子聂豹的再传。虽然比不得他老师聂豹一生清廉如水，但徐阶认为自身功业却不在老师之下。且自觉得到的王学衣钵，最为正宗，因此大言讲学毫不脸红。
朱翊钧倒不是反感讲学这种形式，但徐阶这种在野的影响力必然成为新政的阻力。因此，徐元春被无端黜落，其实第一层意思是朱翊钧在警告徐阶在家要闭嘴——但是，未能起效，因此才有蔡国熙起复之事。
让徐阶在南方影响力大的，还因为现在当政的是其门生张居正。虽然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像两人表现在外的那般融洽，史书隐约记了一笔，徐阶的下台，张居正也搞了点小动作。高拱和徐阶赋闲在家时，张居正推荐给隆庆帝的，居然是高拱，而非徐阶。
徐阶知不知道张居正在搞自己呢？当然知道。但尽管如此，还是将自己的政治势力全盘移交给张居正，毫不以之为忤。因为他知道，自己还会用到这位“好学生”。
果然，在隆庆三年，海瑞、蔡国熙在松江铩羽而归，居正与有大力焉。事后，张居正在给徐阶的信中表示：“仆在一日，为善类保全一日”。并写信给松江地方官，要求他们“慰藉”徐阶。
由这些事情可见，在徐阶、高拱、张居正的三角关系中，一切都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出发，而非世人所见的“师生”感情或“潜邸”之谊。
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和高拱都认为“甘草国老”施政不能挽救大明日益倾颓的局势，因此有志一同，一个冲锋陷阵，一个背地里使绊子，把徐阶赶回老家。
既然徐阶回家了，高拱继续收拾徐阶就是张居正所不能容忍的了。因此，戴凤翔作为徐阶留给张居正的走狗之一，能直接参倒海瑞和蔡国熙，张居正的确是居中出了大力。而张居正也利用保徐阶这事儿，跟高拱划出了底线——我的人，你不能动！
言归正传，因为张居正的关系，万历年以后，任官帝国南方的，过了江不去退思园看看老首相，这心里也没底。因此退思园日日高朋满座，诗赋唱和，真为文坛佳地，高士渊薮。
这些人带来的，都是朝廷最新的消息。两年来，徐阶冷眼旁观朱翊钧和张居正施政，心中早就给他两个不知打了多少大叉。嘴上不说，但是“孟浪”、“好大喜功”这些字眼不知道在心里打了多少个来回。
......
令徐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帝对他的恶意因何而来？自己所作所为，并无出格。三个儿子不肖，最有能力的徐璠早就被海瑞判罪，虽然没有真的流放，但此生无缘官场。大孙子念书虽然好，但等徐元春成长起来，徐家在政坛影响力早就风流云散了。
在此种情况下，皇帝为何要以近乎羞辱的方式对待他这个拨乱反正，扶保隆庆帝顺利登基的大功臣？这简直毫无道理！而且皇帝这一招，看似犀利，其实可笑。在南方士林之中，皇帝近乎人心尽失，一个“非以才取人，昏聩而辱功臣”的帽子戴上了，与皇帝有何好处？
别说徐阶不明白，张居正也不明白。为了老师的家事，张居正和朱翊钧也闹起了别扭。毕竟，装在朱翊钧肚子里的那篇再造神州的大文章，很多政策现在是无法宣之于口的。而此时的徐阶在他看来，连一颗阻路的小石子都算不上！
但首辅人闹别扭，既不找他汇报思想，平常工作中也少了那种亲密无间，劲往一处使那种爽感。朱翊钧发现张居正思想出现问题，就不得不安慰张居正，并给出看似合理的解释。
万历二年年底，借着某次张居正单独汇报工作的机会。朱翊钧问他道：“老先生欲丈量天下，行一条鞭法，原打算何时行之？”
张居正回奏道：“臣欲在万历五、六年时行之。其时皇上必然已经大婚亲政，且东北开发有成，那时却当其时也——到那时皇上再整理江南也不迟。”
朱翊钧听了，温言笑道：“那明年、后年，要用潘季驯治河、治淮、治江，全国大兴水利，阻力最大的将在何处？”
张居正听了，为之默然。朝廷治河，年年都要支出大笔银子。除了正常的费用外，治理河道的上下官、差贪污也是头疼事。另外大量资源要用来赎买豪绅之家，否则好些工程必然干不成——一方面，组织工役需要这些家配合；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他们使坏。
为什么他们要使坏呢？因为全国各大小流域，圩田最多的就是这些豪绅之家。普通小民圩田，官府不认账，没有产权的地谁敢种？但豪绅之家不怕，他们经常在朝廷兴修水利的时候留一些不必要的闸门甚或故意造一些豆腐渣堤坝，以便于洪水过去了，他们在防洪工程内圩田引水方便。
朱翊钧道：“朕非是反对圩田，而是反对在泄洪防汛工程内圩田！你也看了潘季驯的奏报，太湖南部的‘横塘纵溇’，既能分山洪激流，又能在旱季利用河渠引水灌溉，诚为两便。”
“然而，潘季驯还奏报了，胡乱圩田危害也大。以皖江支流西河为例，原本有三处入江口。具体地名朕不记得，现在两处入江口都圩了田。洪峰来时，若那两处圩田的坝子溃了——数十万丁口之地立成泽国！”
张居正听了，额头上汗津津的。听朱翊钧继续道：“现在拿徐家作伐子，因为影响力大！从两河一直到江南，谁家地最大？谁家影响力最大？只要把这只猴杀了，其他的斗鸡还敢叫吗？都给朕变成鹌鹑，听潘季驯摆布！”
朱翊钧见张居正脸现苦笑，就缓和了口气。又苦口婆心道：“老先生，朝廷去年卖了天下盐田，得银一千六百万两——其中三分之一还是朕的银子。朕不是个昏君，若这些银子用来修园子，十来年也就败光了！如今用这一大笔银子，在全国兴修水利，就是要收统筹之效——否则年年打补丁，将伊于胡底？”
“朕去年没启用潘季驯，让他全面调查时候就反复告诫，要‘大其心’，通盘考虑治淮、治河、治江事，不必考虑成本。估摸着他没想到朝廷能拿出一千二百万来治河罢？”张居正听了，心说我也没想到。
朱翊钧讲到此处，又有些激动：“全国大修水利，乃百年大计，凡是阻挠其事的，朕不介意杀个人头滚滚。江南丑类，不过先打个前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