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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可悲而又可叹的台湾“皇民”
如果说,在如今的东北三省境内,基本不会有谁去热爱伪满洲国的“王道乐土”,更不会希望再看到几十万日本关东军和五百万日本开拓团从天而降的话。那么,在另一块曾经被日本人长期统治的殖民地——台湾岛上,则确实是有很多台湾人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变成了日本皇民,不再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来看待了。
关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究竟能不能算是民国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看来是很让人纠结的。
因为,早在民国时代开始之前,满清朝廷就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而在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的1912年,日本已经对台湾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从法律上来说,直至1945年为止,台湾岛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日本帝国的领土。当台湾岛挂上中华民国的旗帜之时,教科书上的民国时代已经基本进入了尾声。
相反,当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新中国时代之后,台湾岛上却继续在沿用民国年号,直至今天依然未改……总之,台湾人民既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诞生,也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结束。我们既可以说台湾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民国时代,也可以说台湾基本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
但是,鉴于最近这些年来,随着台独思想在宝岛喧嚣尘上,一些政治势力为了鼓吹台独,开始不断夸大和美化台湾的日据时代,而且愈说愈荒诞——当大陆这边孜孜不倦地回忆着民国历史的“美好之处”时,依然使用民国年号的台湾人,却同样在发掘和赞美着日据时代的各种“闪光点”。
很多在台湾颇有影响力的媒体,抛开白纸黑字的一大堆史料与当时严重歧视台湾人的社会制度不谈,尽扯一些日据时代的风花雪月和稗官野史来误导民众,把那个殖民统治的时代描述得浪漫无限。好像几个在日据时代活得还不错的台湾人,就能代表当时台湾殖民地的全部面貌——例如前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就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语出惊人:“绝大多数台湾人觉得,让日本人统治会比国民党执政感觉要舒服。”
那么民国时代,或者说日据时代的台湾,究竟是文明幸福的天堂,还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日本人又有没有把台湾人,至少是“皇民化”了的岩里政男(李登辉的日文名字)之流,真正地视为同胞呢?
在我们开始探讨民国时代的台湾风貌之前,需要预先指出的是,台湾“皇民”们亲日台独思想的产生和泛滥,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民进党成员和台湾“绿营”的数典忘祖。
——事实上,若是仔细追究台湾地区这一分离主义思潮逆流的起源,之前执政的国民党需要承担的罪责,只怕是比跳梁小丑般的民进党还要更加沉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中国大陆进入民国时代之际,当时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风貌。
当中华大地的历史车轮,滚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者统治了十余年之久。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宝岛台湾的割让,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征服与统治,台湾人民曾经进行过可歌可泣的悲壮抵抗,在1895年的台湾保卫战之中,让日军付出死伤32000余人的沉重代价。正面战场失败之后,残余的台湾义士们又转入地下,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很多年的游击战争。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一直得不到祖国大陆的有力支援,再加上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台湾人民的自发抵抗运动虽然一度声势高涨,但最终还是日渐式微,趋于败亡。
到了1912年的时候,岛内各地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大规模武装反抗,已经基本宣告平息,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规模冲突——论涉及人数和社会影响力,恐怕还不如日本国内的抢米暴动。
总之,迫于严酷的现实,台湾人民最终还是从激烈反抗到无奈顺从,毫无选择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
另一方面,在台湾殖民统治秩序建立的年代里,日本的最高权力还是由文官政府主导。虽然日本的文官政府也并非善类,但至少在残忍暴虐的程度上,还不如日后挑起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者那么可怕。
所以,日本帝国当时对台湾的统治艺术,基本达到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水平,让台湾人民感到又爱又恨——虽然高压统治和奴役剥削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二等人的歧视待遇更是让台湾人深感屈辱,但日据时代的各种基础建设,同样也与台湾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其残痕一直绵延在现今台湾人的生活之中。
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曾经如此说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还有了不贪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从心里也投降了。”
确实,在日本占领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对台湾民众实施苛酷的鞭挞,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怀柔政策,在台湾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建设。例如上文所说的后藤新平,在其担任台湾民政长官期间,就大力推动台湾的铁路、海港和公路建设,为台湾打造了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几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在台湾建设了最早的一批发电站,铺设了电网,奠定了日后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一位献身台湾水利事业,主持修筑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更是犹如白求恩医生一样可敬——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前,位于台湾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于缺乏雨水,曾经长期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则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将这片荒野变成良田。
他在台湾花费了十年的光阴,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乌头山水库。同时修筑了总长度一万公里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万公顷的农田,占全岛耕地的百分之十四。有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彻底的土地改良,当嘉南大圳于1934年最终完工的时候,之前困扰嘉南平原的洪水、干旱和盐碱化等三大开垦障碍,全部都被基本扫除,农业产量从此遽增,六十万农民受惠,也让八田与一至今仍受台湾人的感激和怀念——嘉南人民为了感念他的贡献,在乌头山水库旁边铸造了一座身着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于堤堰上沉思模样的八田与一铜像,迄今依旧巍然矗立。
在公共卫生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对台湾普及了现代的公共医疗体系,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率,同时又在台湾禁绝鸦片、废止缠足,推广卫生常识,让台湾人初步具备了现代卫生观念。
此外,日本还在台湾强制推行了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44年,台湾本地学童就学率已有71。17%,不仅远远胜过遍地文盲的中国大陆,也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虽然高等教育依然优先为日本侨民服务——例如在日据台湾仅有的一所最高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始终以日本侨民为学员主体,台湾当地学生很难考入就读。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学生之中,台藉者仅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当然,日本殖民者并非慈善家,他们建设台湾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从这里榨取资源,以及移民拓殖——没有一个“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坏的国家机器,以及坏的制度政策。
首先,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的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国日本的整体发展,依靠从台湾掠夺的资源,来养肥日本本土的经济与工业。
为了有效实现控制台湾经济命脉和掠夺台湾资源的目标,日本殖民当局从1910年开始就在台湾设立专卖局,对台湾最主要的盈利产业,如石油、烟草、食盐、樟脑、鸦片、酒类等由官方垄断性专卖管理,从中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当局财政总收入的50%。但同时也严重挤压了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凡是最赚钱的行当,基本都被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垄断,台湾本地人根本不准插手,还要在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日用品的过程之中,承受各种沉重的盘剥,故而台湾人一向对专卖制度最为诟病。
其次,日本也一直在迁移本国侨民定居台湾。只是由于台湾的面积有限,人口稠密,故而移居台湾的日本人,在数量上不如东北三省的“满洲开拓团”,但也多达三十万之众,并且在台湾享受超国民待遇。
不过,虽然日据时代对台湾人来说有着上述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毕竟没有残酷的万人坑(作为预定的农业和木材基地,日本在台湾也没有建设多少重工业),也没有“满洲开拓团”那么过分的跑马圈地(日本商社和侨民占地还是有的,但至少比东北温和一些),只是用不平等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来掠取台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外加法律上的若干歧视而已,其程度并没有超过同期中国大陆人民头上压着的“三座大山”。而日本殖民当局的办事效率和廉洁程度,甚至还要比腐朽黑暗的晚清地方官府更好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在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各个地区之中,台湾是治理得最为成功的一块殖民地,甚至要胜过朝鲜。当时台湾人对日本殖民政府的认同程度,可能略逊于英属香港,但至少达到了英属印度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上,却是一片军阀混战、遍地饿殍、愚昧落后、民不聊生的空前惨状。与之相比,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虽然屈辱却相对安稳的日子,居然让民国时代的不少大陆同胞感到羡慕,同时也让一些台湾人对祖国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抵触日本的统治,而是真正地想要融入日本人之中,开始努力学习日语,适应日本的文化风俗,试图让自己“归化”成日本人。
结果,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台湾百姓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其中既有渡海参与抗战的爱国义士,也有充当苦力追随日军行动的“志愿者”,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对着这动荡的时势无可奈何,只能从心里叹息着战争带来的悲哀。
(日本人认为台湾人和中国人是同文同种,难免担心台湾人在战争中对日本人倒戈相向,袒护中国。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台湾人并没有当兵的义务,最多只是“志愿”被招募为随军苦力和挑夫罢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殖民当局为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把台湾打造成“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在台湾掀起了皇民化运动——具体来说,就是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的教育活动,隔绝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把台湾民众培养成为天皇臣民,简称“皇民”,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效力。
在1937年之前,日本在台湾已经断断续续地实施了一些皇民化政策,例如在台湾学校把日语定为国语,在政府部门按照日本节日放假,出版日语报纸等等,但有关当局推行不甚得力,效果也不够显著。
到了1937年之后,这场皇民化运动的进度骤然加速。其主要内容包括大力推行日语、进行奴化教育、倡导生活习俗日本化、强制改变宗教信仰等等。在此期间,汉语的报纸刊物在台湾完全消失了,学校里也不再上汉语课程,凡是不懂日语的人还要罚钱,逼迫台湾人花大力气学习日语。根据台湾总督府的统计,台湾本地人在1937年日语普及率为38%,1940年为51%,1944年则达到了71%。
此外,台湾人还被迫集体改用日式姓名,穿日本和服,住日本式榻榻米,行日式90度弯腰礼。在学校里强制学生学习花道、茶道、弓道等课程(现在得去缴费上死贵死贵的培训班才行),同时命令台湾民众义务劳动,在各地赶建了一大堆神社(天晓得里面的巫女到底是由什么人来客串的),并且按时进行参拜。
再接下来,就是宣传“大东亚圣战”和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思想,鼓吹侵略战争的正义性——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而日本人作为优秀种族,自然应该征服世界……
虽然皇民化运动看似搞得热火朝天,但总的来说,截止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这场轰轰烈烈的皇民化运动,除了大幅度提高了台湾人的日语水平之外,并不是非常的成功——至少是没能让台湾人真正日本化。
第一,这场皇民化运动虽然酝酿了很久,但真正的大规模推行也就持续了八年左右,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通过这场运动,确实是造就出了一批以当“皇民”为荣的台湾人。他们把日本当作祖国,将中国贬低为“支那”,生活方式全面日本化,穿和服,睡榻榻米,说话必用日语,形成一种崇日疏汉的媚日意识,甚至以家族长辈不会说日本话为耻。其中一部分人(如岩里政男之流)还在太平洋战争中参加了日本军队,把为天皇效死视为“最高的荣誉”……但这批人的数量毕竟有限,大多数台湾人无论是从生活方式,还是在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日本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第二,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是在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对于那些成为“皇民”的台湾人,殖民当局除了稍稍提高配给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糖果”进行奖励,还要时常组织他们去“奉公”,即无偿义务劳动——眼看着努力成为“皇民”并不能明显改善实际生活,显然很让他们的积极性受挫。
而且,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那些花道、茶道之类的日本传统艺术,也实在是难以对人产生吸引力——事实上,直到未来日本动漫作品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些玩意儿才真正在东亚各国的民间广为人知。
第三,虽然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是让台湾人变成日本人,但实际上,尽管他们受日本的教育、懂得日语,可是仍然被日本人视为二等公民,遭受各种歧视政策,让很多“皇民”深感失望。
第四,在皇民化运动之中被鼓吹得战无不胜的大日本帝国,最终却是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以无条件投降的方式沦为了美军占领区,按照日本人过去那套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理论,此时的日本人自己也应该算是劣等民族了,而中国倒是成了战胜国——这世上一向只有崇拜强者的事情,哪有崇拜失败者的道理?
更别提当时还有很多日本文人在鼓吹“应该把日本并入美国,成为美利坚的第五十一个州”……面对这等状况,你让台湾“皇民”们到底该怎么去“归化”为日本人呢?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想当日本人了啊!
那时候就算有谁一定不想当中国人的话,也应该削尖脑袋移民美国才对!
所以,在日本投降的第二个月,全体台湾人就十分迅速地抛弃了自己的日式名字,改回了汉语旧名。
更绝的是,当时有很多身在日本境内的台湾“皇民”,明明已经日语说得比汉语都流利了,可是一听到日本投降的广播,就立即摇身一变恢复为中国人,并且以“战胜国公民”的身份,傲慢地看待身边的日本人……真不知是应该称赞他们心怀故国,还是应该感叹他们的阿Q精神?
总之,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个时间点上,绝大多数台湾人都是毫不留恋地抛弃了昔日的宗主国,同时欢欣鼓舞地期待着祖国的大军重返台湾——“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等待着温暖的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着祖国军队的来临”。即使是那些已经高度日本化的铁杆“皇民”,也大多忙着从头学习汉语,准备跟日本撇清关系(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日本的再次复兴),没有谁愿意陪着日本军国主义殉葬。
(李登辉虽然看似很亲日,但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他也没有像很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切腹自尽啊!)
在那个时候,如果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能够表现出一番积极向上的风貌,耐心消弭两岸同胞长期分离造成的隔阂,给台湾人民带来更美好的新生活,那么残留在台湾岛上的“日本皇民”,也就像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一样,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问题是,如果国民党政权当真能有这样的本事,也就不会在短短四年之后,便被解放军从大陆上驱赶到台湾了!
——不管怎么说,从1945年开始,终于回归祖国的台湾人民,从此真正进入了民国时代。
然而,重回祖国怀抱的喜悦尚未散去,台湾同胞们却很快就愕然发现,自己迎来的居然并非什么抗日英雄和民族解放者,而是一批极尽贪污腐败之能事的贪官污吏!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台湾同胞刚刚回归祖国,就见识了民国时代最黑暗、最腐朽的一面。
首先,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普遍采取歧视台湾人的政策,几乎是刚一登陆,就以台湾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普通话为借口,一口气刷掉了很大一部分曾在日本殖民政府任职的台湾人。即使有些台湾人侥幸保住了工作,可虽然是同样的职位,大陆人的工资却要比台籍人高出许多,并能够享受到一些特殊福利。这种完全不公正的待遇,自然让台湾人民深感不平,觉得过去日本人是一等人,现在大陆人是一等人,而台湾人什么时候都是二等公民……对祖国各种的美好期盼,一时间迅速破灭。
接下来,跟在其它沦陷区的作风一样,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同样把接收工作搞成了“劫收”,诸位接收大员们打着“清理敌产”的旗号,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一口气侵吞了价值110亿元旧台币的财产、各县市30%的房屋和占全省耕作面积20%以上的土地。对于这些接收大员们的“劫收”丑态,记者唐贤龙在《台湾事件内幕》中是这样描写的:“自从国内很多人员接管台湾后,便抢的抢、偷的偷、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的那一套戏码统统都搬到了台湾”。而台湾作家吴浊流也在小说《波茨坦科长》之中如此描绘:“台湾真是好地方,从重庆只穿一套西装过来,不久就可以做百万富翁。”
很显然,这些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贪婪、丑恶的嘴脸,彻底伤透了台湾同胞的心。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共内战,立即马不停蹄地对台湾人民横征暴敛、大肆搜刮,造成岛内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党到台后,不仅没有废除日据时代最让人诟病的专卖制度,反而进一步扩大专卖货物的范围,甚至连毛笔、文具、纸张都要由专卖局承揽。通过这些垄断贸易,国民党当局和一帮贪官污吏从中牟取了暴利,广大老百姓却遭到了沉重的剥削,被飞涨的物价压得喘不过起来,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而且,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同样也把滥发纸币的毛病带到了这里,结果就是触目惊心的通货膨胀——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之间,台湾物价暴涨了1200倍!台湾居民的积蓄很快荡然无存。
尤其是为了给内战征集军粮,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就竭力征收大米输往大陆,再加上奸商的囤积倒卖,结果就是台湾明明在1946年稻米丰收,却闹起了米荒——截止到“二二八”事件前夕,国民党接收台湾仅仅16个月,大米价格却上涨了250倍,台湾人民因无米可炊而全家自杀之事常有发生。被饥饿所迫的人们,男人成为小偷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光是盗窃犯就使牢狱爆满,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
再加上国民党官吏的昏聩无能、贪污舞弊,致使台湾全岛百业萧条、失业率飙升。到1946年底,台湾的官营、民营工厂已有90%停工,80万工人失业,占全岛人口的10%以上。此外,在1946年以后,又有数十万留日学生、退伍军人、军属家眷陆续从日本返台,使得岛内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而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怨愤,更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各地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军民冲突、抢米暴动、示威游行接连不断。
于是,台湾回归祖国才一年多的时间,岛上同胞的心情就已从光复之初的期待与喜悦,变成了难以言喻的失落和绝望——即使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治下,他们的生活也不曾如此惨淡过。战时的物资配给虽然匮乏,但番薯土豆还是能混个半饱的。可是等到国民党政府一来,台湾人民却是彻底没了活路……很多大失所望的台湾人纷纷抱怨,早知道回归祖国就是这么个下场,还不如继续给日本人当二等公民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愤情绪日积月累,却无处发泄,最后终于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总爆发——这就是至今仍然时常被台湾媒体提起的“二二八”事件。
从表面上看,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跟前些年的“阿拉伯之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专卖局的稽查员(有点类似于武装城管)在台北街头殴打一名卖烟小贩,引起了围观市民的公愤和斥骂。国民党稽查员为了恐吓市民,竟然当场开枪打死一人,顿时让台北市民更加群情激奋。第二天,即2月28日,数万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惩办凶手,但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竟然用机枪扫射游行民众,造成一场血腥惨案……
至此,示威游行真正变成了武装暴动,台北的起义市民于当日下午占领了广播电台,号召全岛人民一起反抗,进而让这场大暴动犹如二十一世纪的“阿拉伯之春”一样,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全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前后,虽然有一些共产党人和台籍退役日军参与其中,但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场共产党组织策划的武装暴动,更不是什么亲日汉奸组织在死灰复燃(那年头的日本还是美军占领区,究竟是怎样的傻瓜才会去投靠日本啊),而只是一场自发性的民变,同时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次事件之中,由于对祖国大陆的现状缺乏了解,愤怒的台湾民众没能把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和普通的大陆同胞区分开来,而是一见外省人就群起而攻之,一时间满街都是追打外省人的景象——这不仅让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遭到池鱼之殃,也让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从此划下了深深的鸿沟。
在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各界名流纷纷向南京发出电文,恳求中央政府和平解决此事,而蒋介石的回答却是血腥镇压——数万国民党军队火速出动,拿出当年制造“四一二”反共惨案的劲头,在台湾大肆烧杀。
这支军队刚刚在基隆港上岸,就立即屠杀了两千名码头工人,随后进驻台北,展开了四天四夜的残酷镇压。根据当时台湾人的描述,全城每一条街道都有军队在开枪。马路上、小巷内,铁路边,到处是死尸。残暴的国民党军队甚至在工人聚居的棚屋纵火,把老弱妇孺活活烧成灰烬。接下来,台中、嘉义、高雄等地,全都遭到了极为残酷的屠杀和扫荡,其手段之令人发指,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是在对待本国同胞。一位台湾人悲愤地把国民党军队的行径比作南京大屠杀,并且声称“我的人生观与中国观一下子颠倒过来了”!
虽然类似这样血流成河的残酷场面,在烽火连天、尸横遍野的中国大陆早已是屡见不鲜,但在基本平静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岛上,却实在是几十年来的头一遭,不能不让台湾百姓痛恨得刻骨铭心。
总之,“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是国民党的残酷腐朽统治在台湾的写照,也是国民党日后在台湾失去政权的一大历史根源——通过蒋委员长的“杀伐果断”,暴动确实是被平息了下来,但国民党在台湾的形象也被破坏殆尽,从此在台湾同胞心中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直至九十年代的全面爆发。
(现在大家可以理解,李登辉这个铁杆的“台湾皇民”,为什么会一边当着国民党的领头人,一边却要从内部挖墙脚搞垮国民党吧——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深仇大恨啊!)
在“二二八”事件平息之后,台湾岛内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好转,而白色恐怖却是愈演愈烈。随着大陆战局的节节失利,国民党当局为了把台湾打造成可靠的反共基地,一再在台湾展开“清乡”,足足十几万人被扣上“政治犯”的帽子逮捕,天天都有台湾人在无故被捕之后“下落不明”,一时间闹得人人自危。
接下来,随着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退守台湾,一百多万大陆人,即所谓的“外省人”也随之而来,不可避免地要跟台湾本地人争夺生存空间。而国民党政府跟这些大陆难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台湾人来说却是一个空降的外来政权,故而在很多时候一直偏向于外省人,打压本省人,尤其是政府职位长期被外省人占据,形成了政权垄断(想象一下民国四大家族),从而更加激化了民间的族群撕裂和省籍对立。
虽然蒋介石和蒋经国在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危险,逐步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但由于历史上的累累血债和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台湾同胞仇恨国民党、敌视外省人的心态还是没怎么减少。有些台湾社会名流因为极端仇恨国民党的暴政,连国民党推行的“国语”运动都要抵制,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讲台湾话而从不讲一句普通话,后来还在“立法院”用台湾话大骂国民党官员,让台湾本省人听得拍手称快。
到了政治民主化的九十年代,台独分子更是不断地重翻“二二八”事件,大打悲情牌,刻意激化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以此来挑动台湾同胞对国民党甚至整个大陆的不满情绪。从而为“台独”分裂活动营造民意支持——这些台独分子的宣传主旨是:“国民党从大陆过来压迫台湾人,给台湾增添了无穷的苦难。中共也是大陆人,同样不会是好东西,所以台湾必须由台湾人自己来做主!”,
在我们大陆人的眼中,彼此激战厮杀了数十年,阶级立场截然相反的国共两党,怎么看都是没办法归为同类的。但问题是,在一些台湾人的特殊视角之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外省人”。
与此同时,一股疯狂亲日,怀念日本殖民统治的“皇民”逆流,也在批判国民党罪恶的口诛笔伐之中,悄然于台湾岛内掀起。其典型代表之一,就是自称“二十岁之前是日本人”的“岩里政男”,李登辉。
综上所述,虽然日本帝国对台湾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并且推行了企图改造台湾人民的“皇民化运动”,但由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截止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大多数台湾人在习惯和思想上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依然深深眷恋自己的祖国,渴望回归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
但问题是,当台湾回归之后,台湾人民非但没能扬眉吐气地过几天舒心日子,却迎来了触目惊心的腐败、民不聊生的饥荒和悲情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斑斑劣迹,尤其是敲骨吸髓的横征暴敛、惨无人道的血腥杀戮,更是让这些归来的赤子们彻底凉透了心,甚至迁怒到了全体大陆同胞的头上。
而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长期由大陆人占据高位,实质上歧视台湾人的不平等政策,又进一步埋下了日后台湾社会族群撕裂的祸根,并且让一部分台湾人产生出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正所谓“有对比,才知道好坏”,国民党在大陆的滔天罪恶,让灾难深重的民众毅然选择了共产党。而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则是让不少台湾人怀念起了昔年的日本殖民者。接下来,眼看着日本在战后犹如凤凰涅槃般再次复兴,经济繁荣富裕、社会开放自由。一些台湾人更是羡慕万分,只恨自己没有成为日本人。
——并不是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人的印象中有多么好,而是后来的国民党当局实在太烂了……
尤其是那些“皇民化”程度较深的台湾人,譬如李登辉之流,在对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感到彻底绝望,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也失去信心之后,更是反过来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亲日意识——在他们看来,首先,跟腐败无能、只知搜刮的国民党政府相比,为台湾带来了现代化的日本,才更适合成为台湾的“母国”;其次,既然国民党政府是外省人的政府,不把台湾人当中国人看,那么自己又何必继续当中国人呢?
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反之也亦然——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的各种罪恶和不公,才让本已消沉的台湾“皇民”再一次死灰复燃。虽然他们作为企图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跳梁小丑,在我们看来颇有可恨之处,但若是细究这些台湾“皇民”的最初来历,却又是如此的可悲而又可叹。
不过,即使这些台湾“皇民”有其值得怜悯的悲情和无奈,但他们数典忘祖、颠倒黑白、分裂民族的反华行径,同样让人感到愤恨和不齿——正所谓“儿不嫌母丑”,即使是在晚清、民国这样最黑暗的时代,我们的祖先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当汉奸也依然是一桩极端可鄙的罪行。
更何况,就算这些台湾“皇民”再怎么想要变成日本人,可日本社会就真的愿意接纳他们吗?
确实,早期的日本曾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不断有中原的流亡者从大陆渡海过去投奔,并且在这个国度扎根立业。很多日本古代的名门豪族,例如四国岛的长宗我部家,论家谱最早就是起源于中国大陆……但问题在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代的大和民族早已变得十分封闭和排外,很难再接纳新鲜血液。
举个例子来说,距离台湾很近的琉球岛,早在十七世纪就已被日本(萨摩藩)殖民统治,距离正式并入日本版图也有一百多年了,当地人的语言风俗早已跟日本人同化。但至今依然有很多日本人不把琉球人当做同胞来看待,以至于在近年来闹出了琉球独立运动的风波。
此外,目前在日本有很多外籍劳工,他们的收入待遇很差,而且受到歧视,不过这在全球都是普遍现象,倒也罢了。但问题是,有一类外籍劳工很特殊,他们的祖先在二战前后移民到南美的日本人(代表之一是前秘鲁总统藤森),由于近年来拉丁美洲经济不景气,日子难过,于是又让他们的子女返回祖国找工作——这些来自拉美国家的日裔劳工,在血统和外表上都是纯粹的日本人,日语也很流利,甚至父母都是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可依然不被身边的日本人当成同胞看待,和其他外籍劳工一样饱受歧视,毫无优待。
有个中国人见到这种情况,感觉很惊讶,就问日本人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那些日本人回答说:“在法律上,他们没有日本国籍,并不是我们日本人。”这位中国人又继续追问,既然如此,为何那些拥有日本国籍的中国人、韩国人,甚至是琉球人,在日本也得不到真正公平的尊重?有个日本人如此解释说:“我们日本人对‘自己人’的标准很严,必须在血统上、法律上和能力上,全部都是真正的日本人才行。”
——由此,希望那些一心想要“归化”为日本人的台湾“皇民”,能够好好地体会日本人的这段“肺腑之言”。再回想一下中国人对待海外华侨、华裔和“绿卡族”的态度,相信应该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如果说,在如今的东北三省境内,基本不会有谁去热爱伪满洲国的“王道乐土”,更不会希望再看到几十万日本关东军和五百万日本开拓团从天而降的话。那么,在另一块曾经被日本人长期统治的殖民地——台湾岛上,则确实是有很多台湾人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变成了日本皇民,不再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来看待了。
关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究竟能不能算是民国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看来是很让人纠结的。
因为,早在民国时代开始之前,满清朝廷就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而在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的1912年,日本已经对台湾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从法律上来说,直至1945年为止,台湾岛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日本帝国的领土。当台湾岛挂上中华民国的旗帜之时,教科书上的民国时代已经基本进入了尾声。
相反,当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新中国时代之后,台湾岛上却继续在沿用民国年号,直至今天依然未改……总之,台湾人民既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诞生,也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结束。我们既可以说台湾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民国时代,也可以说台湾基本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
但是,鉴于最近这些年来,随着台独思想在宝岛喧嚣尘上,一些政治势力为了鼓吹台独,开始不断夸大和美化台湾的日据时代,而且愈说愈荒诞——当大陆这边孜孜不倦地回忆着民国历史的“美好之处”时,依然使用民国年号的台湾人,却同样在发掘和赞美着日据时代的各种“闪光点”。
很多在台湾颇有影响力的媒体,抛开白纸黑字的一大堆史料与当时严重歧视台湾人的社会制度不谈,尽扯一些日据时代的风花雪月和稗官野史来误导民众,把那个殖民统治的时代描述得浪漫无限。好像几个在日据时代活得还不错的台湾人,就能代表当时台湾殖民地的全部面貌——例如前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就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语出惊人:“绝大多数台湾人觉得,让日本人统治会比国民党执政感觉要舒服。”
那么民国时代,或者说日据时代的台湾,究竟是文明幸福的天堂,还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日本人又有没有把台湾人,至少是“皇民化”了的岩里政男(李登辉的日文名字)之流,真正地视为同胞呢?
在我们开始探讨民国时代的台湾风貌之前,需要预先指出的是,台湾“皇民”们亲日台独思想的产生和泛滥,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民进党成员和台湾“绿营”的数典忘祖。
——事实上,若是仔细追究台湾地区这一分离主义思潮逆流的起源,之前执政的国民党需要承担的罪责,只怕是比跳梁小丑般的民进党还要更加沉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中国大陆进入民国时代之际,当时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风貌。
当中华大地的历史车轮,滚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者统治了十余年之久。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宝岛台湾的割让,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征服与统治,台湾人民曾经进行过可歌可泣的悲壮抵抗,在1895年的台湾保卫战之中,让日军付出死伤32000余人的沉重代价。正面战场失败之后,残余的台湾义士们又转入地下,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很多年的游击战争。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一直得不到祖国大陆的有力支援,再加上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台湾人民的自发抵抗运动虽然一度声势高涨,但最终还是日渐式微,趋于败亡。
到了1912年的时候,岛内各地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大规模武装反抗,已经基本宣告平息,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规模冲突——论涉及人数和社会影响力,恐怕还不如日本国内的抢米暴动。
总之,迫于严酷的现实,台湾人民最终还是从激烈反抗到无奈顺从,毫无选择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
另一方面,在台湾殖民统治秩序建立的年代里,日本的最高权力还是由文官政府主导。虽然日本的文官政府也并非善类,但至少在残忍暴虐的程度上,还不如日后挑起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者那么可怕。
所以,日本帝国当时对台湾的统治艺术,基本达到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水平,让台湾人民感到又爱又恨——虽然高压统治和奴役剥削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二等人的歧视待遇更是让台湾人深感屈辱,但日据时代的各种基础建设,同样也与台湾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其残痕一直绵延在现今台湾人的生活之中。
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曾经如此说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还有了不贪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从心里也投降了。”
确实,在日本占领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对台湾民众实施苛酷的鞭挞,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怀柔政策,在台湾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建设。例如上文所说的后藤新平,在其担任台湾民政长官期间,就大力推动台湾的铁路、海港和公路建设,为台湾打造了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几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在台湾建设了最早的一批发电站,铺设了电网,奠定了日后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一位献身台湾水利事业,主持修筑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更是犹如白求恩医生一样可敬——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前,位于台湾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于缺乏雨水,曾经长期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则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将这片荒野变成良田。
他在台湾花费了十年的光阴,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乌头山水库。同时修筑了总长度一万公里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万公顷的农田,占全岛耕地的百分之十四。有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彻底的土地改良,当嘉南大圳于1934年最终完工的时候,之前困扰嘉南平原的洪水、干旱和盐碱化等三大开垦障碍,全部都被基本扫除,农业产量从此遽增,六十万农民受惠,也让八田与一至今仍受台湾人的感激和怀念——嘉南人民为了感念他的贡献,在乌头山水库旁边铸造了一座身着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于堤堰上沉思模样的八田与一铜像,迄今依旧巍然矗立。
在公共卫生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对台湾普及了现代的公共医疗体系,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率,同时又在台湾禁绝鸦片、废止缠足,推广卫生常识,让台湾人初步具备了现代卫生观念。
此外,日本还在台湾强制推行了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44年,台湾本地学童就学率已有71。17%,不仅远远胜过遍地文盲的中国大陆,也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虽然高等教育依然优先为日本侨民服务——例如在日据台湾仅有的一所最高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始终以日本侨民为学员主体,台湾当地学生很难考入就读。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学生之中,台藉者仅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当然,日本殖民者并非慈善家,他们建设台湾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从这里榨取资源,以及移民拓殖——没有一个“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坏的国家机器,以及坏的制度政策。
首先,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的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国日本的整体发展,依靠从台湾掠夺的资源,来养肥日本本土的经济与工业。
为了有效实现控制台湾经济命脉和掠夺台湾资源的目标,日本殖民当局从1910年开始就在台湾设立专卖局,对台湾最主要的盈利产业,如石油、烟草、食盐、樟脑、鸦片、酒类等由官方垄断性专卖管理,从中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当局财政总收入的50%。但同时也严重挤压了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凡是最赚钱的行当,基本都被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垄断,台湾本地人根本不准插手,还要在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日用品的过程之中,承受各种沉重的盘剥,故而台湾人一向对专卖制度最为诟病。
其次,日本也一直在迁移本国侨民定居台湾。只是由于台湾的面积有限,人口稠密,故而移居台湾的日本人,在数量上不如东北三省的“满洲开拓团”,但也多达三十万之众,并且在台湾享受超国民待遇。
不过,虽然日据时代对台湾人来说有着上述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毕竟没有残酷的万人坑(作为预定的农业和木材基地,日本在台湾也没有建设多少重工业),也没有“满洲开拓团”那么过分的跑马圈地(日本商社和侨民占地还是有的,但至少比东北温和一些),只是用不平等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来掠取台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外加法律上的若干歧视而已,其程度并没有超过同期中国大陆人民头上压着的“三座大山”。而日本殖民当局的办事效率和廉洁程度,甚至还要比腐朽黑暗的晚清地方官府更好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在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各个地区之中,台湾是治理得最为成功的一块殖民地,甚至要胜过朝鲜。当时台湾人对日本殖民政府的认同程度,可能略逊于英属香港,但至少达到了英属印度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上,却是一片军阀混战、遍地饿殍、愚昧落后、民不聊生的空前惨状。与之相比,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虽然屈辱却相对安稳的日子,居然让民国时代的不少大陆同胞感到羡慕,同时也让一些台湾人对祖国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抵触日本的统治,而是真正地想要融入日本人之中,开始努力学习日语,适应日本的文化风俗,试图让自己“归化”成日本人。
结果,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台湾百姓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其中既有渡海参与抗战的爱国义士,也有充当苦力追随日军行动的“志愿者”,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对着这动荡的时势无可奈何,只能从心里叹息着战争带来的悲哀。
(日本人认为台湾人和中国人是同文同种,难免担心台湾人在战争中对日本人倒戈相向,袒护中国。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台湾人并没有当兵的义务,最多只是“志愿”被招募为随军苦力和挑夫罢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殖民当局为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把台湾打造成“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在台湾掀起了皇民化运动——具体来说,就是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的教育活动,隔绝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把台湾民众培养成为天皇臣民,简称“皇民”,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效力。
在1937年之前,日本在台湾已经断断续续地实施了一些皇民化政策,例如在台湾学校把日语定为国语,在政府部门按照日本节日放假,出版日语报纸等等,但有关当局推行不甚得力,效果也不够显著。
到了1937年之后,这场皇民化运动的进度骤然加速。其主要内容包括大力推行日语、进行奴化教育、倡导生活习俗日本化、强制改变宗教信仰等等。在此期间,汉语的报纸刊物在台湾完全消失了,学校里也不再上汉语课程,凡是不懂日语的人还要罚钱,逼迫台湾人花大力气学习日语。根据台湾总督府的统计,台湾本地人在1937年日语普及率为38%,1940年为51%,1944年则达到了71%。
此外,台湾人还被迫集体改用日式姓名,穿日本和服,住日本式榻榻米,行日式90度弯腰礼。在学校里强制学生学习花道、茶道、弓道等课程(现在得去缴费上死贵死贵的培训班才行),同时命令台湾民众义务劳动,在各地赶建了一大堆神社(天晓得里面的巫女到底是由什么人来客串的),并且按时进行参拜。
再接下来,就是宣传“大东亚圣战”和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思想,鼓吹侵略战争的正义性——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而日本人作为优秀种族,自然应该征服世界……
虽然皇民化运动看似搞得热火朝天,但总的来说,截止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这场轰轰烈烈的皇民化运动,除了大幅度提高了台湾人的日语水平之外,并不是非常的成功——至少是没能让台湾人真正日本化。
第一,这场皇民化运动虽然酝酿了很久,但真正的大规模推行也就持续了八年左右,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通过这场运动,确实是造就出了一批以当“皇民”为荣的台湾人。他们把日本当作祖国,将中国贬低为“支那”,生活方式全面日本化,穿和服,睡榻榻米,说话必用日语,形成一种崇日疏汉的媚日意识,甚至以家族长辈不会说日本话为耻。其中一部分人(如岩里政男之流)还在太平洋战争中参加了日本军队,把为天皇效死视为“最高的荣誉”……但这批人的数量毕竟有限,大多数台湾人无论是从生活方式,还是在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日本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第二,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是在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对于那些成为“皇民”的台湾人,殖民当局除了稍稍提高配给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糖果”进行奖励,还要时常组织他们去“奉公”,即无偿义务劳动——眼看着努力成为“皇民”并不能明显改善实际生活,显然很让他们的积极性受挫。
而且,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那些花道、茶道之类的日本传统艺术,也实在是难以对人产生吸引力——事实上,直到未来日本动漫作品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些玩意儿才真正在东亚各国的民间广为人知。
第三,虽然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是让台湾人变成日本人,但实际上,尽管他们受日本的教育、懂得日语,可是仍然被日本人视为二等公民,遭受各种歧视政策,让很多“皇民”深感失望。
第四,在皇民化运动之中被鼓吹得战无不胜的大日本帝国,最终却是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以无条件投降的方式沦为了美军占领区,按照日本人过去那套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理论,此时的日本人自己也应该算是劣等民族了,而中国倒是成了战胜国——这世上一向只有崇拜强者的事情,哪有崇拜失败者的道理?
更别提当时还有很多日本文人在鼓吹“应该把日本并入美国,成为美利坚的第五十一个州”……面对这等状况,你让台湾“皇民”们到底该怎么去“归化”为日本人呢?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想当日本人了啊!
那时候就算有谁一定不想当中国人的话,也应该削尖脑袋移民美国才对!
所以,在日本投降的第二个月,全体台湾人就十分迅速地抛弃了自己的日式名字,改回了汉语旧名。
更绝的是,当时有很多身在日本境内的台湾“皇民”,明明已经日语说得比汉语都流利了,可是一听到日本投降的广播,就立即摇身一变恢复为中国人,并且以“战胜国公民”的身份,傲慢地看待身边的日本人……真不知是应该称赞他们心怀故国,还是应该感叹他们的阿Q精神?
总之,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个时间点上,绝大多数台湾人都是毫不留恋地抛弃了昔日的宗主国,同时欢欣鼓舞地期待着祖国的大军重返台湾——“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等待着温暖的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着祖国军队的来临”。即使是那些已经高度日本化的铁杆“皇民”,也大多忙着从头学习汉语,准备跟日本撇清关系(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日本的再次复兴),没有谁愿意陪着日本军国主义殉葬。
(李登辉虽然看似很亲日,但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他也没有像很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切腹自尽啊!)
在那个时候,如果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能够表现出一番积极向上的风貌,耐心消弭两岸同胞长期分离造成的隔阂,给台湾人民带来更美好的新生活,那么残留在台湾岛上的“日本皇民”,也就像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一样,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问题是,如果国民党政权当真能有这样的本事,也就不会在短短四年之后,便被解放军从大陆上驱赶到台湾了!
——不管怎么说,从1945年开始,终于回归祖国的台湾人民,从此真正进入了民国时代。
然而,重回祖国怀抱的喜悦尚未散去,台湾同胞们却很快就愕然发现,自己迎来的居然并非什么抗日英雄和民族解放者,而是一批极尽贪污腐败之能事的贪官污吏!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台湾同胞刚刚回归祖国,就见识了民国时代最黑暗、最腐朽的一面。
首先,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普遍采取歧视台湾人的政策,几乎是刚一登陆,就以台湾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普通话为借口,一口气刷掉了很大一部分曾在日本殖民政府任职的台湾人。即使有些台湾人侥幸保住了工作,可虽然是同样的职位,大陆人的工资却要比台籍人高出许多,并能够享受到一些特殊福利。这种完全不公正的待遇,自然让台湾人民深感不平,觉得过去日本人是一等人,现在大陆人是一等人,而台湾人什么时候都是二等公民……对祖国各种的美好期盼,一时间迅速破灭。
接下来,跟在其它沦陷区的作风一样,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同样把接收工作搞成了“劫收”,诸位接收大员们打着“清理敌产”的旗号,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一口气侵吞了价值110亿元旧台币的财产、各县市30%的房屋和占全省耕作面积20%以上的土地。对于这些接收大员们的“劫收”丑态,记者唐贤龙在《台湾事件内幕》中是这样描写的:“自从国内很多人员接管台湾后,便抢的抢、偷的偷、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的那一套戏码统统都搬到了台湾”。而台湾作家吴浊流也在小说《波茨坦科长》之中如此描绘:“台湾真是好地方,从重庆只穿一套西装过来,不久就可以做百万富翁。”
很显然,这些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贪婪、丑恶的嘴脸,彻底伤透了台湾同胞的心。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共内战,立即马不停蹄地对台湾人民横征暴敛、大肆搜刮,造成岛内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党到台后,不仅没有废除日据时代最让人诟病的专卖制度,反而进一步扩大专卖货物的范围,甚至连毛笔、文具、纸张都要由专卖局承揽。通过这些垄断贸易,国民党当局和一帮贪官污吏从中牟取了暴利,广大老百姓却遭到了沉重的剥削,被飞涨的物价压得喘不过起来,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而且,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同样也把滥发纸币的毛病带到了这里,结果就是触目惊心的通货膨胀——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之间,台湾物价暴涨了1200倍!台湾居民的积蓄很快荡然无存。
尤其是为了给内战征集军粮,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就竭力征收大米输往大陆,再加上奸商的囤积倒卖,结果就是台湾明明在1946年稻米丰收,却闹起了米荒——截止到“二二八”事件前夕,国民党接收台湾仅仅16个月,大米价格却上涨了250倍,台湾人民因无米可炊而全家自杀之事常有发生。被饥饿所迫的人们,男人成为小偷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光是盗窃犯就使牢狱爆满,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
再加上国民党官吏的昏聩无能、贪污舞弊,致使台湾全岛百业萧条、失业率飙升。到1946年底,台湾的官营、民营工厂已有90%停工,80万工人失业,占全岛人口的10%以上。此外,在1946年以后,又有数十万留日学生、退伍军人、军属家眷陆续从日本返台,使得岛内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而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怨愤,更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各地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军民冲突、抢米暴动、示威游行接连不断。
于是,台湾回归祖国才一年多的时间,岛上同胞的心情就已从光复之初的期待与喜悦,变成了难以言喻的失落和绝望——即使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治下,他们的生活也不曾如此惨淡过。战时的物资配给虽然匮乏,但番薯土豆还是能混个半饱的。可是等到国民党政府一来,台湾人民却是彻底没了活路……很多大失所望的台湾人纷纷抱怨,早知道回归祖国就是这么个下场,还不如继续给日本人当二等公民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愤情绪日积月累,却无处发泄,最后终于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总爆发——这就是至今仍然时常被台湾媒体提起的“二二八”事件。
从表面上看,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跟前些年的“阿拉伯之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专卖局的稽查员(有点类似于武装城管)在台北街头殴打一名卖烟小贩,引起了围观市民的公愤和斥骂。国民党稽查员为了恐吓市民,竟然当场开枪打死一人,顿时让台北市民更加群情激奋。第二天,即2月28日,数万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惩办凶手,但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竟然用机枪扫射游行民众,造成一场血腥惨案……
至此,示威游行真正变成了武装暴动,台北的起义市民于当日下午占领了广播电台,号召全岛人民一起反抗,进而让这场大暴动犹如二十一世纪的“阿拉伯之春”一样,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全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前后,虽然有一些共产党人和台籍退役日军参与其中,但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场共产党组织策划的武装暴动,更不是什么亲日汉奸组织在死灰复燃(那年头的日本还是美军占领区,究竟是怎样的傻瓜才会去投靠日本啊),而只是一场自发性的民变,同时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次事件之中,由于对祖国大陆的现状缺乏了解,愤怒的台湾民众没能把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和普通的大陆同胞区分开来,而是一见外省人就群起而攻之,一时间满街都是追打外省人的景象——这不仅让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遭到池鱼之殃,也让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从此划下了深深的鸿沟。
在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各界名流纷纷向南京发出电文,恳求中央政府和平解决此事,而蒋介石的回答却是血腥镇压——数万国民党军队火速出动,拿出当年制造“四一二”反共惨案的劲头,在台湾大肆烧杀。
这支军队刚刚在基隆港上岸,就立即屠杀了两千名码头工人,随后进驻台北,展开了四天四夜的残酷镇压。根据当时台湾人的描述,全城每一条街道都有军队在开枪。马路上、小巷内,铁路边,到处是死尸。残暴的国民党军队甚至在工人聚居的棚屋纵火,把老弱妇孺活活烧成灰烬。接下来,台中、嘉义、高雄等地,全都遭到了极为残酷的屠杀和扫荡,其手段之令人发指,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是在对待本国同胞。一位台湾人悲愤地把国民党军队的行径比作南京大屠杀,并且声称“我的人生观与中国观一下子颠倒过来了”!
虽然类似这样血流成河的残酷场面,在烽火连天、尸横遍野的中国大陆早已是屡见不鲜,但在基本平静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岛上,却实在是几十年来的头一遭,不能不让台湾百姓痛恨得刻骨铭心。
总之,“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是国民党的残酷腐朽统治在台湾的写照,也是国民党日后在台湾失去政权的一大历史根源——通过蒋委员长的“杀伐果断”,暴动确实是被平息了下来,但国民党在台湾的形象也被破坏殆尽,从此在台湾同胞心中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直至九十年代的全面爆发。
(现在大家可以理解,李登辉这个铁杆的“台湾皇民”,为什么会一边当着国民党的领头人,一边却要从内部挖墙脚搞垮国民党吧——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深仇大恨啊!)
在“二二八”事件平息之后,台湾岛内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好转,而白色恐怖却是愈演愈烈。随着大陆战局的节节失利,国民党当局为了把台湾打造成可靠的反共基地,一再在台湾展开“清乡”,足足十几万人被扣上“政治犯”的帽子逮捕,天天都有台湾人在无故被捕之后“下落不明”,一时间闹得人人自危。
接下来,随着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退守台湾,一百多万大陆人,即所谓的“外省人”也随之而来,不可避免地要跟台湾本地人争夺生存空间。而国民党政府跟这些大陆难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台湾人来说却是一个空降的外来政权,故而在很多时候一直偏向于外省人,打压本省人,尤其是政府职位长期被外省人占据,形成了政权垄断(想象一下民国四大家族),从而更加激化了民间的族群撕裂和省籍对立。
虽然蒋介石和蒋经国在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危险,逐步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但由于历史上的累累血债和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台湾同胞仇恨国民党、敌视外省人的心态还是没怎么减少。有些台湾社会名流因为极端仇恨国民党的暴政,连国民党推行的“国语”运动都要抵制,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讲台湾话而从不讲一句普通话,后来还在“立法院”用台湾话大骂国民党官员,让台湾本省人听得拍手称快。
到了政治民主化的九十年代,台独分子更是不断地重翻“二二八”事件,大打悲情牌,刻意激化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以此来挑动台湾同胞对国民党甚至整个大陆的不满情绪。从而为“台独”分裂活动营造民意支持——这些台独分子的宣传主旨是:“国民党从大陆过来压迫台湾人,给台湾增添了无穷的苦难。中共也是大陆人,同样不会是好东西,所以台湾必须由台湾人自己来做主!”,
在我们大陆人的眼中,彼此激战厮杀了数十年,阶级立场截然相反的国共两党,怎么看都是没办法归为同类的。但问题是,在一些台湾人的特殊视角之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外省人”。
与此同时,一股疯狂亲日,怀念日本殖民统治的“皇民”逆流,也在批判国民党罪恶的口诛笔伐之中,悄然于台湾岛内掀起。其典型代表之一,就是自称“二十岁之前是日本人”的“岩里政男”,李登辉。
综上所述,虽然日本帝国对台湾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并且推行了企图改造台湾人民的“皇民化运动”,但由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截止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大多数台湾人在习惯和思想上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依然深深眷恋自己的祖国,渴望回归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
但问题是,当台湾回归之后,台湾人民非但没能扬眉吐气地过几天舒心日子,却迎来了触目惊心的腐败、民不聊生的饥荒和悲情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斑斑劣迹,尤其是敲骨吸髓的横征暴敛、惨无人道的血腥杀戮,更是让这些归来的赤子们彻底凉透了心,甚至迁怒到了全体大陆同胞的头上。
而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长期由大陆人占据高位,实质上歧视台湾人的不平等政策,又进一步埋下了日后台湾社会族群撕裂的祸根,并且让一部分台湾人产生出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正所谓“有对比,才知道好坏”,国民党在大陆的滔天罪恶,让灾难深重的民众毅然选择了共产党。而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则是让不少台湾人怀念起了昔年的日本殖民者。接下来,眼看着日本在战后犹如凤凰涅槃般再次复兴,经济繁荣富裕、社会开放自由。一些台湾人更是羡慕万分,只恨自己没有成为日本人。
——并不是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人的印象中有多么好,而是后来的国民党当局实在太烂了……
尤其是那些“皇民化”程度较深的台湾人,譬如李登辉之流,在对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感到彻底绝望,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也失去信心之后,更是反过来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亲日意识——在他们看来,首先,跟腐败无能、只知搜刮的国民党政府相比,为台湾带来了现代化的日本,才更适合成为台湾的“母国”;其次,既然国民党政府是外省人的政府,不把台湾人当中国人看,那么自己又何必继续当中国人呢?
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反之也亦然——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的各种罪恶和不公,才让本已消沉的台湾“皇民”再一次死灰复燃。虽然他们作为企图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跳梁小丑,在我们看来颇有可恨之处,但若是细究这些台湾“皇民”的最初来历,却又是如此的可悲而又可叹。
不过,即使这些台湾“皇民”有其值得怜悯的悲情和无奈,但他们数典忘祖、颠倒黑白、分裂民族的反华行径,同样让人感到愤恨和不齿——正所谓“儿不嫌母丑”,即使是在晚清、民国这样最黑暗的时代,我们的祖先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当汉奸也依然是一桩极端可鄙的罪行。
更何况,就算这些台湾“皇民”再怎么想要变成日本人,可日本社会就真的愿意接纳他们吗?
确实,早期的日本曾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不断有中原的流亡者从大陆渡海过去投奔,并且在这个国度扎根立业。很多日本古代的名门豪族,例如四国岛的长宗我部家,论家谱最早就是起源于中国大陆……但问题在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代的大和民族早已变得十分封闭和排外,很难再接纳新鲜血液。
举个例子来说,距离台湾很近的琉球岛,早在十七世纪就已被日本(萨摩藩)殖民统治,距离正式并入日本版图也有一百多年了,当地人的语言风俗早已跟日本人同化。但至今依然有很多日本人不把琉球人当做同胞来看待,以至于在近年来闹出了琉球独立运动的风波。
此外,目前在日本有很多外籍劳工,他们的收入待遇很差,而且受到歧视,不过这在全球都是普遍现象,倒也罢了。但问题是,有一类外籍劳工很特殊,他们的祖先在二战前后移民到南美的日本人(代表之一是前秘鲁总统藤森),由于近年来拉丁美洲经济不景气,日子难过,于是又让他们的子女返回祖国找工作——这些来自拉美国家的日裔劳工,在血统和外表上都是纯粹的日本人,日语也很流利,甚至父母都是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可依然不被身边的日本人当成同胞看待,和其他外籍劳工一样饱受歧视,毫无优待。
有个中国人见到这种情况,感觉很惊讶,就问日本人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那些日本人回答说:“在法律上,他们没有日本国籍,并不是我们日本人。”这位中国人又继续追问,既然如此,为何那些拥有日本国籍的中国人、韩国人,甚至是琉球人,在日本也得不到真正公平的尊重?有个日本人如此解释说:“我们日本人对‘自己人’的标准很严,必须在血统上、法律上和能力上,全部都是真正的日本人才行。”
——由此,希望那些一心想要“归化”为日本人的台湾“皇民”,能够好好地体会日本人的这段“肺腑之言”。再回想一下中国人对待海外华侨、华裔和“绿卡族”的态度,相信应该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