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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章、崇祯皇帝的绝望（中）
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败报，崇祯皇帝感觉自己很累，非常累，真的是彻彻底底地累透了。
要知道，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已经登基五年，但即使是到了今年，也才刚满二十二岁而已，放在后世，最多也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年龄。可朱由检却不得不从高中生的年纪开始，就坐上九五之尊的高位，跟一群老狐狸大狐狸中狐狸小狐狸在朝堂上勾心斗角，同时驾驭大明帝国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在惊涛骇浪中挣扎。
实事求是地说，大明朝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份工作，朱由检同志做得很不好。先是在清洗阉党的时候株连过多，不仅导致了东林党势力的恶性膨胀，还严重瘫痪了政府机能。随即又在对内对外的战争之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错误，给不该信任的人予以了太多的信任，对值得信任的忠臣却又过分的苛刻，除了识人不明，还有战略上的混乱，最终葬送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但如果考虑到他的年龄，恐怕也很难责怪朱由检太愚蠢——当我们还是十七岁高中生的时候，还不是从皇汉、美分、文艺青年、中二病到御宅族样样都有？哪个能胜任县市级领导人的职位？更别提是国家领导人了——而且还是身处于战乱年代的国家领导人！
跟那位在五六年间就葬送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相比，崇祯皇帝的执政水平已经还算凑合了。
可惜，这个时刻的大明帝国，需要的不是一个还算凑合的皇帝，而是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天才！
——永无休止的频繁灾荒，四面开花的民变与兵变，腐朽破败到难以运转的国家机器，虎视眈眈的强悍外敌，居心叵测、贪婪无度的士大夫……整个国家正在癫狂之中走向死亡之路，堪称是气数已尽了。
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一个还算凑合的皇帝能够维持下去的了，而是非得有大勇气、大智慧、大毅力，能够壮士断腕、死中求生的超级强人，譬如拿破仑和希特勒之流，才有那么几丝挽救国运的希望。
遗憾的是，崇祯皇帝并没有这样超强的能力，这副烂摊子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他没有革除国家弊病的良方，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哪里出了乱子就调兵去哪里镇压，结果却是越镇压越乱。
为了向古代的明君看齐，崇祯皇帝的个人生活很节俭，他的衣服和袜子都打了补丁，宫殿里的金银饰物都被熔了充作军饷，用膳的排场也减了又减。他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批奏折，据史料记载，大致要干七八个时辰（十四到十六个小时），累得半死不活。然后无论前一天累得多么厉害，在睡了四五个小时之后，第二天还要接着干，风雨无阻，全年无休，简直是连宠幸妃子的时间都没有了。
唉，崇祯皇帝在登基之后，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工作范围，没有工作界限，偌大一个明帝国，什么事情都要他来管，每天上班，不是跟人吵架（言官），就是看人吵架（党争），却很难听得到一句真话。自己穿得很一般，吃得也不怎么样，睡眠同样不足，三天两头还有噩耗传来，什么北边有人打进来，西边有人造反，城池被人毁了，亲戚（藩王）被人杀了，东西被人抢了等等。好消息却是少得近乎于零。
这样的工作不管换谁来干，只怕是都要感到心力交瘁，甚至是折寿短命的。
然而他依然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到长城心不死，撞了南墙不回头。无论遭遇多少挫折，都咬紧牙关不肯放弃……问题是，他面临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尽管他很勤奋，事必躬亲用心地监督，可是一个人再忙也做不了多少事的。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和见识不够，或者立场有问题，无法胜任他的岗位，那么无论怎么勤奋也都是无用的，甚至还会做的越多，错的越严重。
※※※※※※※※※※※※※※※※※※※※※※※
总而言之，在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崇祯皇帝终究还是揉着额头，思考起了应对当前危局的方略。
虽然他在登基之初，曾经跟普通高中生一样的天真，甚至以为只要把天下交给东林党的正人君子管理，自己就能高枕无忧了。但这几年挨了那么多的惨痛教训之后，崇祯皇帝多少也还是练出了些经验和手腕：
第一，应对女真东虏的辽西和蓟镇防线那边，朝廷暂时是没什么法子可想了。欲增兵布防，则京师早已无兵可用；欲放弃宁远、锦州，收缩回山海关内，只恐关宁军立刻就要哗变。眼下唯一的法子，除了设法安抚军心之外，就只有镇之以静，维持现状——反正经过大凌河一役的消耗，大明这边固然是大败亏输，建奴那边应该也是损失不小，在恢复元气之前，建奴一时半会儿估计不会再度来犯。
于是，崇祯皇帝咬紧牙关，又挤了二万两内帑出来，着人发往辽西军前，充作犒赏，以防军士生变。
第二，在山东战场上，朝廷官军需要同时应对东边的登州叛军和南边盘踞济宁的闻香教妖人，偏偏两边都不是省油的灯——东边的登州叛军自从扯旗造反之后，一直在狂飙猛进，目前已经攻破莱州，杀入了平度州境内，并且以围城打援之策，在平度州先后击溃了两支朝廷援军。在胶州和潍坊等地，也有小股乱匪趁势揭竿而起，搅得局势愈发骚乱。而登州水师更是大举出击，一战就击破天津水师，彻底截断了海运。
至于起兵鲁南的闻香教妖人，更是气焰嚣张，在南边一路杀到了淮河一线，跟中都凤阳、留都南京拼凑的阻击兵马打得旗鼓相当。在西面杀进了河南的归德府、开封府，转瞬之间就裹挟起饥民数十万，据说已经跟陕西流寇会师。而在山东，闻香教不仅攻占了济宁这个运河枢纽，还顺手攻克邹县，屠灭了亚圣府满门（孟子后代），夺亚圣府积储开仓放粮，一时间招徕到饥民不下百万之众。目前，妖贼乱匪已在鲁南遍地开花、恣意蔓延，官军只能勉强守住鲁王府所在的滋阳和衍圣公府所在的曲阜两城不失而已。
所以，朱大典在孤身到山东出任巡抚之后，虽然力图振作，可惜手头缺兵少将，而且山东诸军承平日久，不要说对付能够力撼建奴的登州叛军，就连闻香教妖人都经常打不过。更要命的是，眼下的山东连年旱灾，饥民遍地，闻香教乱匪当真是无孔不入，不仅是济宁一带在起兵造反，而是全省从南到北找不出几处完全安生的地方。甚至就连济南城内，都有闻香教徒暗中起事，焚烧官仓，刺杀官吏，闹得人心惶惶。
若非闻香教贼人以主力沿运河南下，企图席卷江淮、江南的富庶之地，又以偏师入河南裹挟饥民，与陕西流寇配合，连教主大驾也南移到了徐州，真正留在山东这边的实力并不算多，否则山东巡抚朱大典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南下打通运河，而是如何加固济南城防，力保省城不失了。
但即便如此，平定两路叛乱的兵力也依然凑不出来。于是，北京的兵部是一封公文接着一封公文，催促朱大典尽快打通运河，剿灭教匪。而朱大典则是一份急报接着一份急报，几乎死乞白赖地催讨援兵。
可是眼下的京师哪里还抽得出什么援军给他？想到这里，崇祯皇帝忍不住又是一阵颓然苦笑。
——从理论上来说，北京这边是有一支“京营”存在的，相当于北宋的禁军和现代的首都集团军。在太祖朱元璋时代，京营总兵力一度高达四十万（当时首都还在南京）。到了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北京的京营有二十万人左右。之后，因为都城长久无战事，京营在正德年间裁剪到了十多万人，但由于吃空饷之类的缘故，实际的兵额远比这个数字更少，到了崇祯年间，京营实额最多只剩下了两三万人而已。
而且，就跟地方上的卫所兵，到了明末已经沦为完全不会打仗的农奴一样。京营的这最后两三万所谓“士兵”，其实同样是长久不操练也不发饷，多为老弱病残，基本上都得靠自己在京师打工为生，或者在各家武官府上做奴仆，哪怕传说中装备了大量“先进火器”的神机营也是如此。至于明末的京营究竟还剩下多少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么，则是众说纷纭——按照最乐观的看法，整个京营里面大概还能凑出三四千个面前能打的壮丁；按照最悲观的看法，当时京营里的可战之兵总共只有二三百人，只够应付皇帝一时兴起之下的阅兵而已……当然，各级武官贪污军饷蓄养的家丁是不算在内的……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支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军队，显然是无法增援到山东战场去平定叛乱的。
除了京营之外，北京城内就只剩下了作为“天子亲军”的锦衣卫，还有御马监下属的内监禁兵、日常巡城的兵丁，以及各衙门警卫之类的杂牌军，林林总总加起来，也有那么两万多人。但这已经是弹压京城秩序、保证皇室安全的最起码兵力了，一旦调出去的话，北京市面上只怕就要大乱，是以根本不能轻动。
而且，北京乃是天下第一等的大城，城墙周长数十里，凭着这点兵力，在城墙上十步只站一个人守城也很勉强。再要减少驻军的话，来犯之敌只要建好攻城器械，四面围住强攻，就守不住：城池再坚固，也得要兵守——所以，京师城墙里的这点儿守军，真的是实在不能再往外调动了。
在北京城外，还散落着一些今年春天进京勤王未归的外省援军，但由于兵部户部互相扯皮，长时间拒绝给勤王军提供粮饷的缘故，这些被寒了心的援军大半早已溃散，成了土匪马贼，在京畿四处烧杀劫掠。剩下的外省官军也是怨气冲天，完全不听调度，很难指望他们好好打仗，甚至还得提防他们造反。
眼下的京畿四周，或者整个北直隶，朝廷就只剩下了两支机动兵力，但他们也各有重任：一支是由辽东巡抚丘嘉禾统领，驻守在山海关的九千川军，负责监视有不稳倾向的关宁军，以及作为鞑虏来袭之时的最后防线；另一支是右参政卢象升在北直隶南部编练的天雄军，驻守于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眼下正在跟翻越太行山而来的陕西流寇反复激战，并且还要弹压境内的闻香教徒起事，同样分不开身。
但是以山东那边正在急速崩坏的局势，还有京中对打通漕运的急切盼望，不派援军过去显然是不成的。于是，崇祯皇帝只得硬着头皮，下令驻守在山海关的九千川军撤离前线，由白杆兵首领秦翼明（女将秦良玉的弟弟）率领，从陆路走到通州，坐漕船南下增援济南。至于辽东前线的安危，就只能指望关宁军和辽西将门的忠诚了……顺便又命令秦翼明召集滞留在京师郊外的外省勤王军，把这帮麻烦鬼也都一股脑儿打包塞过去，拼拼凑凑大概有两万人。关于该如何驾驭这帮来自五湖四海的乌合之众……就让朱大典头疼吧！
同时，又下诏督促已经抵达太原的三边总督洪承畴，尽快率秦军翻越太行山，继续东进京畿，然后与卢象升的天雄军配合作战，以最快速度清剿北直隶的流寇和民乱，还京师一个朗朗乾坤。
此外，为了缓解朱大典在济南被两面夹击的压力，崇祯皇帝犹豫了半天，终究还是放下了面子，派遣老臣徐光启前往济南，设法谈判招抚登州镇，至不济也要拖住叛军的攻势，让朱大典能够腾出手来对付闻香教妖人。或者劝说陈新这个叛贼停止对天津港口的封锁，允许南方的贩粮船队走海路运粮进京。
第三，关于从南线抵御闻香教妖人，进剿窜入中原的陕西流寇，还有黄石率领福宁军扯旗作乱之后的福建战事，由于距离遥远、消息不畅的缘故，北京这边其实已经没法遥控指挥了——此时登州叛军封锁了海路，闻香教妖人堵塞了运河，至于陆路么……朝廷本来就在前两年裁撤了天下驿站，国家的公文传送体系早已瘫痪。如今又有大股陕西流寇翻越太行山，侵袭北直隶与河南省各府县，结果害得从南方进京的信差，即使走陆路北上也很不安全。故而眼下京师这边收到的各方消息也是时断时续，常有错漏出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身在北京的崇祯皇帝饶是有着再怎么强烈的掌控♂欲，也只能放权给下面，把希望寄托在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和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的身上，盼着他们能够办事得力，尽快传来好消息了。
最后，还要设法平抑京师的粮价、稳定人心……想到这里，崇祯皇帝顿时又感到一阵无力：京师眼下短缺的可不是一万石、两万石粮，而是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因为朝廷要负责解决宣化、蓟北、辽东的十余万边军、京中十余万官吏、宫中上万太监宫娥和至少三四万匹军马的口俸给食问题，仅仅是供养这么多的非农业人口，一年的口粮加上抵达京师之后的陆路运途耗损，就需要三百多万石粮米。
原本京师四周的燕冀平原，也是北方非常重要的产粮区，这也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的依仗。虽然随着岁月流转，土地兼并得厉害，京畿地区好一点的田庄都掌握在皇亲国戚和豪门权贵的手里，朝廷收不上什么赋税，但至少会有不少余粮被贩运到京师，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京中百姓的口粮问题。
然而最近的这两年，陕北、河南固然是千里赤地，北直隶这边同样也是旱涝灾害不断，建奴流寇更是接二连三地来串门，京畿乡村不要说将余粮供给京师，甚至还有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难民等着朝廷赈济呢！
如此一加一减，更是使得京畿的粮荒危机雪上加霜、火上添油。偏偏眼下海运漕运一齐断绝，即使江南有粮也无路北运——虽然从理论上说，还可以从湖广产粮区横跨整个河南省，再经过大名府，走陆路往京师输送粮食，但就是在漕粮运输最低潮的年份，京师也要从南方调入约三百万石粮食。以载量十石的马车计，三百万粮食需要三十万大车、六十万匹骡马、三十万名车夫来运输，这么庞大的马车排成一长列，行走在驿道上，前后将形成大约五六千里的长队……而这还没考虑骡马和车夫一路上自身消耗的口粮！
不要说是崇祯年间的残破乱世，就是国力鼎盛的永乐年间，大明帝国也撑不起这般夸张的荒诞开销！
所以，在海路和运河都没有被打通的情况下，变不出粮食的崇祯皇帝，眼下根本没有办法来平抑粮价，甚至连一套粮食配给制度都无法建立起来……如今，京中官员的俸粮已经只能全部折银发放（当然是按照平时的粮价），还得打个折扣。宣化、大同、蓟北、辽东诸军的口粮，更是早已停发、减发数月。京师的豪门权贵在这种时候还要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偏偏根本没办法下手惩治，弄得崇祯皇帝郁闷不已。
总之，崇祯皇帝很快就发现，在海运和漕运被打通之前，京师的粮食危机就只能靠百姓勒紧腰带苦熬。这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让皇帝感觉很沮丧，不过近年来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倒也让他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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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败报，崇祯皇帝感觉自己很累，非常累，真的是彻彻底底地累透了。
要知道，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已经登基五年，但即使是到了今年，也才刚满二十二岁而已，放在后世，最多也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年龄。可朱由检却不得不从高中生的年纪开始，就坐上九五之尊的高位，跟一群老狐狸大狐狸中狐狸小狐狸在朝堂上勾心斗角，同时驾驭大明帝国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在惊涛骇浪中挣扎。
实事求是地说，大明朝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份工作，朱由检同志做得很不好。先是在清洗阉党的时候株连过多，不仅导致了东林党势力的恶性膨胀，还严重瘫痪了政府机能。随即又在对内对外的战争之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错误，给不该信任的人予以了太多的信任，对值得信任的忠臣却又过分的苛刻，除了识人不明，还有战略上的混乱，最终葬送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但如果考虑到他的年龄，恐怕也很难责怪朱由检太愚蠢——当我们还是十七岁高中生的时候，还不是从皇汉、美分、文艺青年、中二病到御宅族样样都有？哪个能胜任县市级领导人的职位？更别提是国家领导人了——而且还是身处于战乱年代的国家领导人！
跟那位在五六年间就葬送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相比，崇祯皇帝的执政水平已经还算凑合了。
可惜，这个时刻的大明帝国，需要的不是一个还算凑合的皇帝，而是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天才！
——永无休止的频繁灾荒，四面开花的民变与兵变，腐朽破败到难以运转的国家机器，虎视眈眈的强悍外敌，居心叵测、贪婪无度的士大夫……整个国家正在癫狂之中走向死亡之路，堪称是气数已尽了。
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一个还算凑合的皇帝能够维持下去的了，而是非得有大勇气、大智慧、大毅力，能够壮士断腕、死中求生的超级强人，譬如拿破仑和希特勒之流，才有那么几丝挽救国运的希望。
遗憾的是，崇祯皇帝并没有这样超强的能力，这副烂摊子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他没有革除国家弊病的良方，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哪里出了乱子就调兵去哪里镇压，结果却是越镇压越乱。
为了向古代的明君看齐，崇祯皇帝的个人生活很节俭，他的衣服和袜子都打了补丁，宫殿里的金银饰物都被熔了充作军饷，用膳的排场也减了又减。他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批奏折，据史料记载，大致要干七八个时辰（十四到十六个小时），累得半死不活。然后无论前一天累得多么厉害，在睡了四五个小时之后，第二天还要接着干，风雨无阻，全年无休，简直是连宠幸妃子的时间都没有了。
唉，崇祯皇帝在登基之后，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工作范围，没有工作界限，偌大一个明帝国，什么事情都要他来管，每天上班，不是跟人吵架（言官），就是看人吵架（党争），却很难听得到一句真话。自己穿得很一般，吃得也不怎么样，睡眠同样不足，三天两头还有噩耗传来，什么北边有人打进来，西边有人造反，城池被人毁了，亲戚（藩王）被人杀了，东西被人抢了等等。好消息却是少得近乎于零。
这样的工作不管换谁来干，只怕是都要感到心力交瘁，甚至是折寿短命的。
然而他依然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到长城心不死，撞了南墙不回头。无论遭遇多少挫折，都咬紧牙关不肯放弃……问题是，他面临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尽管他很勤奋，事必躬亲用心地监督，可是一个人再忙也做不了多少事的。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和见识不够，或者立场有问题，无法胜任他的岗位，那么无论怎么勤奋也都是无用的，甚至还会做的越多，错的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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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崇祯皇帝终究还是揉着额头，思考起了应对当前危局的方略。
虽然他在登基之初，曾经跟普通高中生一样的天真，甚至以为只要把天下交给东林党的正人君子管理，自己就能高枕无忧了。但这几年挨了那么多的惨痛教训之后，崇祯皇帝多少也还是练出了些经验和手腕：
第一，应对女真东虏的辽西和蓟镇防线那边，朝廷暂时是没什么法子可想了。欲增兵布防，则京师早已无兵可用；欲放弃宁远、锦州，收缩回山海关内，只恐关宁军立刻就要哗变。眼下唯一的法子，除了设法安抚军心之外，就只有镇之以静，维持现状——反正经过大凌河一役的消耗，大明这边固然是大败亏输，建奴那边应该也是损失不小，在恢复元气之前，建奴一时半会儿估计不会再度来犯。
于是，崇祯皇帝咬紧牙关，又挤了二万两内帑出来，着人发往辽西军前，充作犒赏，以防军士生变。
第二，在山东战场上，朝廷官军需要同时应对东边的登州叛军和南边盘踞济宁的闻香教妖人，偏偏两边都不是省油的灯——东边的登州叛军自从扯旗造反之后，一直在狂飙猛进，目前已经攻破莱州，杀入了平度州境内，并且以围城打援之策，在平度州先后击溃了两支朝廷援军。在胶州和潍坊等地，也有小股乱匪趁势揭竿而起，搅得局势愈发骚乱。而登州水师更是大举出击，一战就击破天津水师，彻底截断了海运。
至于起兵鲁南的闻香教妖人，更是气焰嚣张，在南边一路杀到了淮河一线，跟中都凤阳、留都南京拼凑的阻击兵马打得旗鼓相当。在西面杀进了河南的归德府、开封府，转瞬之间就裹挟起饥民数十万，据说已经跟陕西流寇会师。而在山东，闻香教不仅攻占了济宁这个运河枢纽，还顺手攻克邹县，屠灭了亚圣府满门（孟子后代），夺亚圣府积储开仓放粮，一时间招徕到饥民不下百万之众。目前，妖贼乱匪已在鲁南遍地开花、恣意蔓延，官军只能勉强守住鲁王府所在的滋阳和衍圣公府所在的曲阜两城不失而已。
所以，朱大典在孤身到山东出任巡抚之后，虽然力图振作，可惜手头缺兵少将，而且山东诸军承平日久，不要说对付能够力撼建奴的登州叛军，就连闻香教妖人都经常打不过。更要命的是，眼下的山东连年旱灾，饥民遍地，闻香教乱匪当真是无孔不入，不仅是济宁一带在起兵造反，而是全省从南到北找不出几处完全安生的地方。甚至就连济南城内，都有闻香教徒暗中起事，焚烧官仓，刺杀官吏，闹得人心惶惶。
若非闻香教贼人以主力沿运河南下，企图席卷江淮、江南的富庶之地，又以偏师入河南裹挟饥民，与陕西流寇配合，连教主大驾也南移到了徐州，真正留在山东这边的实力并不算多，否则山东巡抚朱大典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南下打通运河，而是如何加固济南城防，力保省城不失了。
但即便如此，平定两路叛乱的兵力也依然凑不出来。于是，北京的兵部是一封公文接着一封公文，催促朱大典尽快打通运河，剿灭教匪。而朱大典则是一份急报接着一份急报，几乎死乞白赖地催讨援兵。
可是眼下的京师哪里还抽得出什么援军给他？想到这里，崇祯皇帝忍不住又是一阵颓然苦笑。
——从理论上来说，北京这边是有一支“京营”存在的，相当于北宋的禁军和现代的首都集团军。在太祖朱元璋时代，京营总兵力一度高达四十万（当时首都还在南京）。到了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北京的京营有二十万人左右。之后，因为都城长久无战事，京营在正德年间裁剪到了十多万人，但由于吃空饷之类的缘故，实际的兵额远比这个数字更少，到了崇祯年间，京营实额最多只剩下了两三万人而已。
而且，就跟地方上的卫所兵，到了明末已经沦为完全不会打仗的农奴一样。京营的这最后两三万所谓“士兵”，其实同样是长久不操练也不发饷，多为老弱病残，基本上都得靠自己在京师打工为生，或者在各家武官府上做奴仆，哪怕传说中装备了大量“先进火器”的神机营也是如此。至于明末的京营究竟还剩下多少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么，则是众说纷纭——按照最乐观的看法，整个京营里面大概还能凑出三四千个面前能打的壮丁；按照最悲观的看法，当时京营里的可战之兵总共只有二三百人，只够应付皇帝一时兴起之下的阅兵而已……当然，各级武官贪污军饷蓄养的家丁是不算在内的……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支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军队，显然是无法增援到山东战场去平定叛乱的。
除了京营之外，北京城内就只剩下了作为“天子亲军”的锦衣卫，还有御马监下属的内监禁兵、日常巡城的兵丁，以及各衙门警卫之类的杂牌军，林林总总加起来，也有那么两万多人。但这已经是弹压京城秩序、保证皇室安全的最起码兵力了，一旦调出去的话，北京市面上只怕就要大乱，是以根本不能轻动。
而且，北京乃是天下第一等的大城，城墙周长数十里，凭着这点兵力，在城墙上十步只站一个人守城也很勉强。再要减少驻军的话，来犯之敌只要建好攻城器械，四面围住强攻，就守不住：城池再坚固，也得要兵守——所以，京师城墙里的这点儿守军，真的是实在不能再往外调动了。
在北京城外，还散落着一些今年春天进京勤王未归的外省援军，但由于兵部户部互相扯皮，长时间拒绝给勤王军提供粮饷的缘故，这些被寒了心的援军大半早已溃散，成了土匪马贼，在京畿四处烧杀劫掠。剩下的外省官军也是怨气冲天，完全不听调度，很难指望他们好好打仗，甚至还得提防他们造反。
眼下的京畿四周，或者整个北直隶，朝廷就只剩下了两支机动兵力，但他们也各有重任：一支是由辽东巡抚丘嘉禾统领，驻守在山海关的九千川军，负责监视有不稳倾向的关宁军，以及作为鞑虏来袭之时的最后防线；另一支是右参政卢象升在北直隶南部编练的天雄军，驻守于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眼下正在跟翻越太行山而来的陕西流寇反复激战，并且还要弹压境内的闻香教徒起事，同样分不开身。
但是以山东那边正在急速崩坏的局势，还有京中对打通漕运的急切盼望，不派援军过去显然是不成的。于是，崇祯皇帝只得硬着头皮，下令驻守在山海关的九千川军撤离前线，由白杆兵首领秦翼明（女将秦良玉的弟弟）率领，从陆路走到通州，坐漕船南下增援济南。至于辽东前线的安危，就只能指望关宁军和辽西将门的忠诚了……顺便又命令秦翼明召集滞留在京师郊外的外省勤王军，把这帮麻烦鬼也都一股脑儿打包塞过去，拼拼凑凑大概有两万人。关于该如何驾驭这帮来自五湖四海的乌合之众……就让朱大典头疼吧！
同时，又下诏督促已经抵达太原的三边总督洪承畴，尽快率秦军翻越太行山，继续东进京畿，然后与卢象升的天雄军配合作战，以最快速度清剿北直隶的流寇和民乱，还京师一个朗朗乾坤。
此外，为了缓解朱大典在济南被两面夹击的压力，崇祯皇帝犹豫了半天，终究还是放下了面子，派遣老臣徐光启前往济南，设法谈判招抚登州镇，至不济也要拖住叛军的攻势，让朱大典能够腾出手来对付闻香教妖人。或者劝说陈新这个叛贼停止对天津港口的封锁，允许南方的贩粮船队走海路运粮进京。
第三，关于从南线抵御闻香教妖人，进剿窜入中原的陕西流寇，还有黄石率领福宁军扯旗作乱之后的福建战事，由于距离遥远、消息不畅的缘故，北京这边其实已经没法遥控指挥了——此时登州叛军封锁了海路，闻香教妖人堵塞了运河，至于陆路么……朝廷本来就在前两年裁撤了天下驿站，国家的公文传送体系早已瘫痪。如今又有大股陕西流寇翻越太行山，侵袭北直隶与河南省各府县，结果害得从南方进京的信差，即使走陆路北上也很不安全。故而眼下京师这边收到的各方消息也是时断时续，常有错漏出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身在北京的崇祯皇帝饶是有着再怎么强烈的掌控♂欲，也只能放权给下面，把希望寄托在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和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的身上，盼着他们能够办事得力，尽快传来好消息了。
最后，还要设法平抑京师的粮价、稳定人心……想到这里，崇祯皇帝顿时又感到一阵无力：京师眼下短缺的可不是一万石、两万石粮，而是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因为朝廷要负责解决宣化、蓟北、辽东的十余万边军、京中十余万官吏、宫中上万太监宫娥和至少三四万匹军马的口俸给食问题，仅仅是供养这么多的非农业人口，一年的口粮加上抵达京师之后的陆路运途耗损，就需要三百多万石粮米。
原本京师四周的燕冀平原，也是北方非常重要的产粮区，这也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的依仗。虽然随着岁月流转，土地兼并得厉害，京畿地区好一点的田庄都掌握在皇亲国戚和豪门权贵的手里，朝廷收不上什么赋税，但至少会有不少余粮被贩运到京师，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京中百姓的口粮问题。
然而最近的这两年，陕北、河南固然是千里赤地，北直隶这边同样也是旱涝灾害不断，建奴流寇更是接二连三地来串门，京畿乡村不要说将余粮供给京师，甚至还有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难民等着朝廷赈济呢！
如此一加一减，更是使得京畿的粮荒危机雪上加霜、火上添油。偏偏眼下海运漕运一齐断绝，即使江南有粮也无路北运——虽然从理论上说，还可以从湖广产粮区横跨整个河南省，再经过大名府，走陆路往京师输送粮食，但就是在漕粮运输最低潮的年份，京师也要从南方调入约三百万石粮食。以载量十石的马车计，三百万粮食需要三十万大车、六十万匹骡马、三十万名车夫来运输，这么庞大的马车排成一长列，行走在驿道上，前后将形成大约五六千里的长队……而这还没考虑骡马和车夫一路上自身消耗的口粮！
不要说是崇祯年间的残破乱世，就是国力鼎盛的永乐年间，大明帝国也撑不起这般夸张的荒诞开销！
所以，在海路和运河都没有被打通的情况下，变不出粮食的崇祯皇帝，眼下根本没有办法来平抑粮价，甚至连一套粮食配给制度都无法建立起来……如今，京中官员的俸粮已经只能全部折银发放（当然是按照平时的粮价），还得打个折扣。宣化、大同、蓟北、辽东诸军的口粮，更是早已停发、减发数月。京师的豪门权贵在这种时候还要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偏偏根本没办法下手惩治，弄得崇祯皇帝郁闷不已。
总之，崇祯皇帝很快就发现，在海运和漕运被打通之前，京师的粮食危机就只能靠百姓勒紧腰带苦熬。这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让皇帝感觉很沮丧，不过近年来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倒也让他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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