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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颜帖木儿和郭盖那个时候，大家想了个最简单的方法：学辽国，直接搞两套制度。
伯颜帖木儿需要负责应付上头，还要招募草原老乡，来保护领地安全，和周围不怀好意的领主们打来打去。作为老大哥，他也就成了这里的首领。而郭盖等人则负责安抚、招揽当地农夫，组织人种田，好完成大汗安排的工作。
但实际执行起来，郭盖等人这边的工作，就不止种田了。由于战乱，当地各种基础设施受到很大破坏，都得重新修缮起来。而且保加利亚这边，已经打了好几十年的仗，大型水利设施本来就不算先进，如今都快荒废完了。只这一点，就不是能忽视的。
所以，郭盖一方面要求伯颜帖木儿尽量多留些希腊人，一边去四处招募东方来的技术人才。这两批人，是技术活干的最好的，而他们也成了后来南衙各机构的基础。
金帐汗国对伯颜帖木儿等人的管理相当粗放，每年只要给大汗交点谷子，就算完工，其他干什么事情，萨莱汗廷根本懒得管。
郭盖建议，既然如此，就不要学这些希腊化国家，收这么高的税了。这样，能降低当地人对自己这些“外来户”的抵制，乃至吸引周围的人主动来投奔。这也成了之后紫帐汗国稳固自己、扩大实力的一项基本思路。
郭盖当时也是个新手，他自己都没想到，从书上搬的几句大道理居然这么有用。当然，也可能是他低估了长期内战的希腊和保加利亚国家，对民间的压榨程度。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月即别汗赏赐的土地甚至不够用。同时，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失，也引起了当地贵族的不满。
几个保加利亚贵族，要联手进攻他们。这些贵族的亲戚非常多，七拐八拐拉了一大堆人来帮忙。
伯颜帖木儿的游牧老乡，这回不太够用，郭盖等人于是紧急托曹氏的账房祖先曹蒙，从威尼斯人那儿买了些军械，又把当时还在挖沟的李天英、李天策兄弟拉来，告诉他们，你俩就是民兵头子了。
郭盖认为，其他人都四散各处，忙着收拾田地，就李家兄弟的工程队，一直待在一起，互相熟悉，没工程的时候，空闲时间也多。这些人本来就是领地上最健壮、也最听指挥的人，专门抽出来干重体力活的，怎么看也比仓促聚集的农夫靠谱。
郭盖把曹蒙的账展示给大家看，表示这些器械，算是所有乡亲一起买的。几户人家编成一组，每个民兵的装备钱、工资，平摊到大家头上，到时候一起还。谁胆怯，可以退出，换其他之前没被选上的志愿者替换。
众人对此表示支持，而这支施工队，就是最早的南衙军。当时被选上的那些“正规军”，也成了紫帐汗国的第一批军户。即使这個制度已经多次修改，其中很多家庭，依然留着当时郭盖给他们的信物。
可惜的是，南衙军第一战打的毫无亮点，后人想吹都吹不起来。面对贵族们的佣兵，民兵们畏手畏脚，几乎全靠练过武的李氏兄弟二人，在那儿给大家壮胆。好在对面的廉价佣兵，心里大概也是“临阵戳两下长矛对得起领主老爷”的心态，从头到尾都在划水，试图找机会劫掠农庄，完全不想和民兵正面交锋。
对峙的时候，伯颜帖木儿率领部落里的几十个把兔儿，趁夜袭击了贵族军的指挥部。担任主将的保加利亚贵族这时正在和随军妓女缠绵，结果两人被伯颜帖木儿一起砍死在了床上。失去指挥的贵族军，随即一哄而散。
佣兵们回程时，趁机劫掠了雇主无人保护的领地，算是皆大欢喜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后来，依然不断有贵族领主来找他们的麻烦，但伯颜帖木儿和郭盖等人，已经摸清了这些贵族的思维方式。
保加利亚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农奴逃亡，就归我庇护了，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声称要给大汗举报，让他出兵把大家全都砍了，他们就会来调和，表示几个逃亡农奴而已，不至于如此了。
伯颜帖木儿没事就带着手下，面貌最凶、最吓人的几个人，去各地贵族那儿串门，吹牛说自己早年跟着大汗在波斯打仗，杀了多少人，屠了多少城。虽然他前半辈子大概都在种田，但贵族们畏惧金帐，觉得他说的应该都是真的，不到迫不得已，都不敢惹他，让领地保持了颇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唯一的问题是，直到他称汗，保加利亚人还在传言，说只有长得最丑的，才能被选中，当紫帐的怯薛。导致很多年轻人，宁可少点工资，都不想去那儿当差。
早年，北衙的军事能力，对汗廷来说，就是如此不可或缺的。
然而，后来，南衙军的实力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而且看起来不会逆转的时候，双方的矛盾最终爆发，近乎摧毁了当时的北衙体系。
郭康觉得，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是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但当时，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认为这一定是少数阴谋家，为了个人私利，制造的兄弟阋墙的悲剧。
战后，南衙军的中下级军官，甚至有联名上书，要求朝廷赦免没有领头造反的叛军官兵，只惩处罗斯人和附庸部落。还有世侯认为，应该恢复也先不花太师的爵位，让他的其他子孙继承的。
至于原因，大家基本都认为，这是腐化堕落的伯颜等贵人，和波兰坏蛋串通，搞的鬼。大部分北衙兄弟只是过于质朴，依然是好人。
仔细想来，郭康这代人，确实不太容易理解他们的情感。
这种既对立又合作的麻烦关系，同样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两个方向，是两个执政群体，同时，也是紫帐内部的两种思维——简单来说，就是罗马和蒙古的取舍。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收复金帐汗国旧地，恢复当年的荣耀，打通草原通道。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经营地中海沿岸，恢复东罗马兴盛时期的态势，借此进一步向南，打通印度洋海上通道。
这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汗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经常要和敌人打来打去，需要大家互相帮忙。结果，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曹建提出的，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可以支持你北上，但你需要给出对代价和成效的预期。如果效果太糟糕，那就还不如继续南下，大家也没法说什么。
对于他的提问，王大喇嘛想了一会儿，看起来是要认真地解答这个关键问题。
半晌，他又一抖拂尘，一脸严肃地开口。说的话却差点让郭康没憋住。
只听王大喇嘛沉声说道：“曹公子，您知道狗头人的传说么？”
伯颜帖木儿需要负责应付上头，还要招募草原老乡，来保护领地安全，和周围不怀好意的领主们打来打去。作为老大哥，他也就成了这里的首领。而郭盖等人则负责安抚、招揽当地农夫，组织人种田，好完成大汗安排的工作。
但实际执行起来，郭盖等人这边的工作，就不止种田了。由于战乱，当地各种基础设施受到很大破坏，都得重新修缮起来。而且保加利亚这边，已经打了好几十年的仗，大型水利设施本来就不算先进，如今都快荒废完了。只这一点，就不是能忽视的。
所以，郭盖一方面要求伯颜帖木儿尽量多留些希腊人，一边去四处招募东方来的技术人才。这两批人，是技术活干的最好的，而他们也成了后来南衙各机构的基础。
金帐汗国对伯颜帖木儿等人的管理相当粗放，每年只要给大汗交点谷子，就算完工，其他干什么事情，萨莱汗廷根本懒得管。
郭盖建议，既然如此，就不要学这些希腊化国家，收这么高的税了。这样，能降低当地人对自己这些“外来户”的抵制，乃至吸引周围的人主动来投奔。这也成了之后紫帐汗国稳固自己、扩大实力的一项基本思路。
郭盖当时也是个新手，他自己都没想到，从书上搬的几句大道理居然这么有用。当然，也可能是他低估了长期内战的希腊和保加利亚国家，对民间的压榨程度。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月即别汗赏赐的土地甚至不够用。同时，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失，也引起了当地贵族的不满。
几个保加利亚贵族，要联手进攻他们。这些贵族的亲戚非常多，七拐八拐拉了一大堆人来帮忙。
伯颜帖木儿的游牧老乡，这回不太够用，郭盖等人于是紧急托曹氏的账房祖先曹蒙，从威尼斯人那儿买了些军械，又把当时还在挖沟的李天英、李天策兄弟拉来，告诉他们，你俩就是民兵头子了。
郭盖认为，其他人都四散各处，忙着收拾田地，就李家兄弟的工程队，一直待在一起，互相熟悉，没工程的时候，空闲时间也多。这些人本来就是领地上最健壮、也最听指挥的人，专门抽出来干重体力活的，怎么看也比仓促聚集的农夫靠谱。
郭盖把曹蒙的账展示给大家看，表示这些器械，算是所有乡亲一起买的。几户人家编成一组，每个民兵的装备钱、工资，平摊到大家头上，到时候一起还。谁胆怯，可以退出，换其他之前没被选上的志愿者替换。
众人对此表示支持，而这支施工队，就是最早的南衙军。当时被选上的那些“正规军”，也成了紫帐汗国的第一批军户。即使这個制度已经多次修改，其中很多家庭，依然留着当时郭盖给他们的信物。
可惜的是，南衙军第一战打的毫无亮点，后人想吹都吹不起来。面对贵族们的佣兵，民兵们畏手畏脚，几乎全靠练过武的李氏兄弟二人，在那儿给大家壮胆。好在对面的廉价佣兵，心里大概也是“临阵戳两下长矛对得起领主老爷”的心态，从头到尾都在划水，试图找机会劫掠农庄，完全不想和民兵正面交锋。
对峙的时候，伯颜帖木儿率领部落里的几十个把兔儿，趁夜袭击了贵族军的指挥部。担任主将的保加利亚贵族这时正在和随军妓女缠绵，结果两人被伯颜帖木儿一起砍死在了床上。失去指挥的贵族军，随即一哄而散。
佣兵们回程时，趁机劫掠了雇主无人保护的领地，算是皆大欢喜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后来，依然不断有贵族领主来找他们的麻烦，但伯颜帖木儿和郭盖等人，已经摸清了这些贵族的思维方式。
保加利亚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农奴逃亡，就归我庇护了，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声称要给大汗举报，让他出兵把大家全都砍了，他们就会来调和，表示几个逃亡农奴而已，不至于如此了。
伯颜帖木儿没事就带着手下，面貌最凶、最吓人的几个人，去各地贵族那儿串门，吹牛说自己早年跟着大汗在波斯打仗，杀了多少人，屠了多少城。虽然他前半辈子大概都在种田，但贵族们畏惧金帐，觉得他说的应该都是真的，不到迫不得已，都不敢惹他，让领地保持了颇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唯一的问题是，直到他称汗，保加利亚人还在传言，说只有长得最丑的，才能被选中，当紫帐的怯薛。导致很多年轻人，宁可少点工资，都不想去那儿当差。
早年，北衙的军事能力，对汗廷来说，就是如此不可或缺的。
然而，后来，南衙军的实力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而且看起来不会逆转的时候，双方的矛盾最终爆发，近乎摧毁了当时的北衙体系。
郭康觉得，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是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但当时，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认为这一定是少数阴谋家，为了个人私利，制造的兄弟阋墙的悲剧。
战后，南衙军的中下级军官，甚至有联名上书，要求朝廷赦免没有领头造反的叛军官兵，只惩处罗斯人和附庸部落。还有世侯认为，应该恢复也先不花太师的爵位，让他的其他子孙继承的。
至于原因，大家基本都认为，这是腐化堕落的伯颜等贵人，和波兰坏蛋串通，搞的鬼。大部分北衙兄弟只是过于质朴，依然是好人。
仔细想来，郭康这代人，确实不太容易理解他们的情感。
这种既对立又合作的麻烦关系，同样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两个方向，是两个执政群体，同时，也是紫帐内部的两种思维——简单来说，就是罗马和蒙古的取舍。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收复金帐汗国旧地，恢复当年的荣耀，打通草原通道。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经营地中海沿岸，恢复东罗马兴盛时期的态势，借此进一步向南，打通印度洋海上通道。
这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汗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经常要和敌人打来打去，需要大家互相帮忙。结果，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曹建提出的，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可以支持你北上，但你需要给出对代价和成效的预期。如果效果太糟糕，那就还不如继续南下，大家也没法说什么。
对于他的提问，王大喇嘛想了一会儿，看起来是要认真地解答这个关键问题。
半晌，他又一抖拂尘，一脸严肃地开口。说的话却差点让郭康没憋住。
只听王大喇嘛沉声说道：“曹公子，您知道狗头人的传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