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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裁决，给后世官府留下了参考，但并没有给争论画上句号。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司法问题，而是牵扯到了更深的层次。
在东汉时，梁国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同样是杀继母为父复仇。实际管理封国政事的国相审查案件，认为触犯了杀母的罪行，属于“大逆”的范畴。正好，大儒孔季彦路过梁国，就告诉他这样不对，还顺便给他讲解了其中的道理。m.
《春秋》记载说，鲁桓公的夫人文姜，与她的哥哥齐襄公通奸。鲁桓公访问齐国，文姜趁机对齐襄公说：“鲁侯已经发现不对了，还给别人说‘公子同不是我的儿子，是齐侯的儿子。’”但鲁桓公并没有说过这话，是因为文姜急于借刀杀人，所以故意编造的。
齐襄公听说之后，很愤怒，于是找机会灌醉鲁桓公，又派人在车上折断他的肋骨，把他杀死。
事后，文姜一行带着鲁桓公的尸体回国，立其子公子同，是为鲁庄公。然而齐襄公管理不善，导致事情泄露了出去。鲁国人很愤怒，文姜连忙出奔，导致后续一系列的仪式都没人主持。
《公羊传》、《左传》认为，作为儿子的鲁庄公应该“为父绝母”，按照周礼，断绝与文姜的关系。
因此，孔季彦认为，哪怕是亲母，在父仇面前，也应该断绝关系，继母当然更应该如此。所以犯人不是杀母，而只是杀路人，应该按照“不告官，擅自诛杀”的罪名，不应该算大逆不道。梁相认为这样就说得通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两汉时，人们推崇复仇，主动复仇的人往往能得到同情，可以获得官府的轻判乃至赦免。有时，为了反对处罚复仇者，官吏甚至会主动辞职表示抗议。
在梁人案中，孔季彦算是在汉武帝判例的基础上，给出了经学的解释。但就是这个解释，解释出问题了。
文姜是不是有罪，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哪怕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她都是比较出名的人物。在嫁给鲁桓公之前，本来是要去和郑国的太子联姻的。结果郑国太子宁可放弃齐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援，也不愿意接受她，给了个“齐大非偶”的理由，把她打发走了。可见，此人“出名”到了什么程度。
这件事在舆论上也是没什么悬念的。因为一众姜氏女，在鲁国搞出来的鸡飞狗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文姜已经是很离谱的人了，但有个细节——她的谥号叫“文”。
也就是说，在鲁国的一众诸侯夫人里，她甚至是比较靠谱的那类了……
像文姜自己的儿媳妇兼侄女哀姜，就帮着情人庆父杀自己的儿子。他俩连续干掉两个国君，让鲁国人认为“只要庆父不死，鲁国就不会安宁”。最后，哀姜的叔叔齐桓公都受不了，亲自出手杀死了她，才把混乱平定下来。
有人就认为，鲁国的学者之所以显得“保守”，不希望妇人干政，并不是因为奉行周礼——要是严格按照早年的周礼，妇人的权力反而要更大。
出现这种思潮，可能单纯就是因为，他们被这些齐国女人折腾得太惨了。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不幸的婚姻，会让人成为哲学家。不知道鲁国的众多学者，和孔子一家，算不算验证了这句话……
这年头，中原流行一些商周故事为背景的话本，郭康之前还见商人带来贩售过。其中，还有姜太公与狐狸精斗法的故事。
教书先生们看到这话本，就私下吐槽说，这故事估计是针对民间读者的。毕竟，熟读过春秋经的人都知道，姜太公自家的女儿们，比狐狸精可怕多了。
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下，经师们依然会发生争执呢？因为这里不只是某个案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了礼法中，几条基本的原则。说得现代一些，就是牵扯到了中原帝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其中的核心，就是能不能、要不要绝亲。
孔季彦释经中的问题便是如此。他的解释法，是类比生母和继母，指出继母不如生母，但二者有相似之处，进而引出春秋中的文姜一事，以此证明杀继母报仇有合理性，可以酌情减轻判罚。
但这也意味着，生母与继母只是有程度差别，大体上还是一个等级的。所以反过来说的话，如果对象是生母，是不是也和这个杀继母案有相似之处，也具有一定合理性，应当轻判呢？
这个问题，孔季彦没有进行回答。
其实，按照早年流行的公羊学的观点，这种情况下确实应该复仇。《公羊传》就认为，哪怕涉事的是生母，也应该视为关系断绝。
在鲁庄公年间，鲁国发生了日食。当时的人认为，日食是月亮挡住了太阳，而月亮是阴性的象征，它对应的本体是后土。所以国人聚集起来，围在社庙外，敲响战鼓，做出要攻打的样子，以此威胁后土神，赶紧结束日食。
公羊学认为，这是合理的举动，因为月亮侵犯太阳在先，所以就算凡人威胁后土神，也不能算不敬神明。这两件事还被类比起来，“绝文姜不为不孝，胁灵社不为不敬”也成了典型的判断标准。
可惜，历史上，鲁庄公并没能做到这点。一段时间后，他说自己思念母亲，把文姜接了回去。
公羊经对此也进行了抨击。虽然鲁庄公的亲爹到底是谁，鲁桓公和齐襄公他俩可能自己都说不清，但既然继承了鲁国国君的位置，就应该以自己法理上的父亲为重。念母则忘父，毫无疑问是忘本的行为。
那么，当时是鲁国国君和大臣，到底应该怎么做，应该报复到什么程度呢？
按理说，既然母子关系已经断绝，就应该作为普通人看待，该怎么报仇就怎么报仇。公羊经早就说过：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既然国君都被杀了，那大臣们应该去设法讨伐文姜，鲁庄公也应该积极复仇。
这种事情，在春秋时代其实很多，哪怕主君已经败亡，都有侠士坚持刺杀敌人，想为他报仇的，舆论也把这种人都视为义士，称赞他们的品行。按这套逻辑，鲁国人也去刺杀文姜不就行了。
但汉儒对此十分谨慎，经师们大多语焉不详，有意识地进行回避。
这看似是个小问题，但在当时，复仇和统一，是公羊学的两大基础，曾经作为汉帝国的精神支柱被大加弘扬，可以说是它辉煌的底色。
这么莫名其妙就卡住了，肯定是不行的。
o。o
有的人死了，但没有完全死……
在东汉时，梁国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同样是杀继母为父复仇。实际管理封国政事的国相审查案件，认为触犯了杀母的罪行，属于“大逆”的范畴。正好，大儒孔季彦路过梁国，就告诉他这样不对，还顺便给他讲解了其中的道理。m.
《春秋》记载说，鲁桓公的夫人文姜，与她的哥哥齐襄公通奸。鲁桓公访问齐国，文姜趁机对齐襄公说：“鲁侯已经发现不对了，还给别人说‘公子同不是我的儿子，是齐侯的儿子。’”但鲁桓公并没有说过这话，是因为文姜急于借刀杀人，所以故意编造的。
齐襄公听说之后，很愤怒，于是找机会灌醉鲁桓公，又派人在车上折断他的肋骨，把他杀死。
事后，文姜一行带着鲁桓公的尸体回国，立其子公子同，是为鲁庄公。然而齐襄公管理不善，导致事情泄露了出去。鲁国人很愤怒，文姜连忙出奔，导致后续一系列的仪式都没人主持。
《公羊传》、《左传》认为，作为儿子的鲁庄公应该“为父绝母”，按照周礼，断绝与文姜的关系。
因此，孔季彦认为，哪怕是亲母，在父仇面前，也应该断绝关系，继母当然更应该如此。所以犯人不是杀母，而只是杀路人，应该按照“不告官，擅自诛杀”的罪名，不应该算大逆不道。梁相认为这样就说得通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两汉时，人们推崇复仇，主动复仇的人往往能得到同情，可以获得官府的轻判乃至赦免。有时，为了反对处罚复仇者，官吏甚至会主动辞职表示抗议。
在梁人案中，孔季彦算是在汉武帝判例的基础上，给出了经学的解释。但就是这个解释，解释出问题了。
文姜是不是有罪，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哪怕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她都是比较出名的人物。在嫁给鲁桓公之前，本来是要去和郑国的太子联姻的。结果郑国太子宁可放弃齐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援，也不愿意接受她，给了个“齐大非偶”的理由，把她打发走了。可见，此人“出名”到了什么程度。
这件事在舆论上也是没什么悬念的。因为一众姜氏女，在鲁国搞出来的鸡飞狗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文姜已经是很离谱的人了，但有个细节——她的谥号叫“文”。
也就是说，在鲁国的一众诸侯夫人里，她甚至是比较靠谱的那类了……
像文姜自己的儿媳妇兼侄女哀姜，就帮着情人庆父杀自己的儿子。他俩连续干掉两个国君，让鲁国人认为“只要庆父不死，鲁国就不会安宁”。最后，哀姜的叔叔齐桓公都受不了，亲自出手杀死了她，才把混乱平定下来。
有人就认为，鲁国的学者之所以显得“保守”，不希望妇人干政，并不是因为奉行周礼——要是严格按照早年的周礼，妇人的权力反而要更大。
出现这种思潮，可能单纯就是因为，他们被这些齐国女人折腾得太惨了。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不幸的婚姻，会让人成为哲学家。不知道鲁国的众多学者，和孔子一家，算不算验证了这句话……
这年头，中原流行一些商周故事为背景的话本，郭康之前还见商人带来贩售过。其中，还有姜太公与狐狸精斗法的故事。
教书先生们看到这话本，就私下吐槽说，这故事估计是针对民间读者的。毕竟，熟读过春秋经的人都知道，姜太公自家的女儿们，比狐狸精可怕多了。
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下，经师们依然会发生争执呢？因为这里不只是某个案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了礼法中，几条基本的原则。说得现代一些，就是牵扯到了中原帝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其中的核心，就是能不能、要不要绝亲。
孔季彦释经中的问题便是如此。他的解释法，是类比生母和继母，指出继母不如生母，但二者有相似之处，进而引出春秋中的文姜一事，以此证明杀继母报仇有合理性，可以酌情减轻判罚。
但这也意味着，生母与继母只是有程度差别，大体上还是一个等级的。所以反过来说的话，如果对象是生母，是不是也和这个杀继母案有相似之处，也具有一定合理性，应当轻判呢？
这个问题，孔季彦没有进行回答。
其实，按照早年流行的公羊学的观点，这种情况下确实应该复仇。《公羊传》就认为，哪怕涉事的是生母，也应该视为关系断绝。
在鲁庄公年间，鲁国发生了日食。当时的人认为，日食是月亮挡住了太阳，而月亮是阴性的象征，它对应的本体是后土。所以国人聚集起来，围在社庙外，敲响战鼓，做出要攻打的样子，以此威胁后土神，赶紧结束日食。
公羊学认为，这是合理的举动，因为月亮侵犯太阳在先，所以就算凡人威胁后土神，也不能算不敬神明。这两件事还被类比起来，“绝文姜不为不孝，胁灵社不为不敬”也成了典型的判断标准。
可惜，历史上，鲁庄公并没能做到这点。一段时间后，他说自己思念母亲，把文姜接了回去。
公羊经对此也进行了抨击。虽然鲁庄公的亲爹到底是谁，鲁桓公和齐襄公他俩可能自己都说不清，但既然继承了鲁国国君的位置，就应该以自己法理上的父亲为重。念母则忘父，毫无疑问是忘本的行为。
那么，当时是鲁国国君和大臣，到底应该怎么做，应该报复到什么程度呢？
按理说，既然母子关系已经断绝，就应该作为普通人看待，该怎么报仇就怎么报仇。公羊经早就说过：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既然国君都被杀了，那大臣们应该去设法讨伐文姜，鲁庄公也应该积极复仇。
这种事情，在春秋时代其实很多，哪怕主君已经败亡，都有侠士坚持刺杀敌人，想为他报仇的，舆论也把这种人都视为义士，称赞他们的品行。按这套逻辑，鲁国人也去刺杀文姜不就行了。
但汉儒对此十分谨慎，经师们大多语焉不详，有意识地进行回避。
这看似是个小问题，但在当时，复仇和统一，是公羊学的两大基础，曾经作为汉帝国的精神支柱被大加弘扬，可以说是它辉煌的底色。
这么莫名其妙就卡住了，肯定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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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死了，但没有完全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