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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武二年,六月,似火流年。清河,甘陵西北。在川流不息的直道上,有三人正随着人流向前攒动。只是和其他人不同,这三人并不是去甘陵而是打算过大河去往青州济南的历城一带。虽然泰山军目前只占了平原在大河以北的县域,并没有和青州一方的诸侯们发生进一步的战争。但在这种紧张氛围中,还敢交通到青州,显然并不是一般人。而确实也是如此,这三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结束守孝的卢毓、郑益以及刘德然三人。本来按照父亲的遗命,卢毓是打算将亡父卢植安葬在军都山的,但代地的换乱到底还是影响到了这一切。原先代地胡人的局势本就诡谲,又在卢植的一番操作下,直接被点爆了。在卢毓守孝的三个月,整个代地乱作一团。鲜卑人杀乌桓人,匈奴人杀鲜卑人,然后所有人都一起杀匈奴人。所以,很快军都山的小安定就在这个换乱的时局下被打破了。在几次拒绝胡人酋帅使者的招纳后,卢毓三人终于还是决定提前结束孝期,迁移到他地。本来卢毓他们还能回涿郡老家,但很快就传来老家的田亩、宅邸、族人都被切割了,三人回去也没有地方容身。就在这个时候,从徐州来了一封书信,寄信者是郑益的父亲,大名鼎鼎的关东名儒郑玄。郑玄从徐州让人带信给三人,称他已在徐州站稳脚跟,让三人可择机南下徐州与他汇合。郑益自然是要回去的,而卢毓和刘德然又都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于是也决定一并去徐州寻找机会。从幽州到徐州最近的道路是从济北国一带穿过大河,然后沿着泰山西麓的道路,穿过尼蒙通道就行了。但可惜,这一段道路都是要经过泰山军的地界,三人都不愿意冒这个险。而不走这条路,那就只能从平原郡过大河,然后穿行青州下徐州了。这条道路也不好,那就是诸侯四起,盗贼蜂拥,一不小心就被人劫掠杀了。所以三人决定先去历城,然后和济南相曹操借一队兵,护送三人南下。无论是卢毓还是郑益,其父辈皆与曹操为友,甚至连刘德然的族弟刘备,之前也与曹操有过一段情谊。所以三人打算后就决定走青州去徐州。从本年底的春四月开始,三人收拾妥当开始从幽北出发,然后一直到现在,三人竟然还留在冀州一带,这个速度简直是慢到不可思议。其实,这是卢毓的意思。他们三人很清楚,以后就要面对泰山军的威胁了,为了多了解这个敌人,三人决定在冀州一带多走访走访,看看如今的河北的真实情况。而现在,三人终于走到了甘陵一带,准备过河了。这趟走访也将要告一段路了。但很显然,无论是卢毓还是郑益,又或是刘德然,三人皆非常沉默,他们完全没有那种逃出升天的喜悦。为何?因为这段时间,从幽州到冀州,三人走访过数十里社,都从这些里社的变化中看到了泰山军在基层权力的渗透和扩张。而这一权力的渗透,又使得整个地方里社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用卢毓自己的话来说:“沿路所见,各里社编户齐民,分田生产,仿若昔日秦法。”卢毓三人当然没见过昔日的秦法,但在看到如今河北的情况后,皆感叹昔日六国纷争时,关中的秦国也就是如此了吧。在此世,纯粹的秦法时间并没有多长,大概在前汉之后就已经“不合时宜”了。等到了本朝,历代都是和豪强共治天下。这表现地方上是,州郡举豪右为重职,在乡社则放权给地方三老。换言之,汉室的权力从未在地方基层上扎根。而卢毓三人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在地方的乡社上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组织,如代表行政的乡公所,有军事组织的护田队。还有各种不知道名目的组织,如农会、青会、妇会、少年会等。而乡社里几乎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参加多个组织,融入到这个权力体系里。卢毓三人只是单纯以局外人的身份就能感受到这份权力大网,更别说那些黔首们了。这些人都在无形中被这大网所包裹着,不自觉的就成了泰山军体系的一份子。三人中,卢毓受到的教育最为全面,不仅是文化修养高深,还在地方上具体行政过,所以他是三人中感触最深者。当郑益还在感叹泰山军对地方的掌控之深的时候,卢毓却对这种掌控感到恐惧。因为他很明白,本朝不想学秦汉之体制吗?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卢毓会很负责的讲,非常想,但他们做不到。只要是统治者,都希望能和秦皇汉武一样,动念间就能调动全国资源办大事。但可惜,国家权力每下沉到一级,其背后所付出的钱粮和吏员都是一种恐怖的数字。而且这种数字还会随着时间持续的增加,因为广大乡社里民会对这种调动越来越趋于消极对抗。所以,秦不过二世而亡,前汉也是户口减半,天下逃亡。所以本朝也吸取前代教训,努力使地方趋于自理。所以对于基层的状态,普遍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散。这两个就是一个悖论,不可兼得。但卢毓看到了什么呢?却在泰山军的身上看到另外一种基层治理手段。这种手段既可以将治下黎庶置于体系之内,又不会惹来基层强烈的反弹,以至于基层逃亡。卢毓不知道泰山军内部有没有专门的词来形容,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教、刑。所谓耕、教、刑,就是泰山军的乡公所除了会有传统的税、役、征的事务外,还增加了耕产互助、道德宣教以及刑名调解。而这些事务统统都是乡公所在分田过程中,利用分田活动而顺利展开的。卢毓三人在路过中山国卢奴的一个里社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就是他们看到不少农夫会轮流使用耕牛、犁耙,还会有人专门教导他们使用新的农具。那些农具都是卢毓他们从没有见过的,但只要见过一次这些农具的使用,谁都知道这些是好东西。后面卢毓三人就在里社内寄宿,从中了解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政策。原来这些都是泰山军下来给农户们组织的互助组,基本都是四五户为一组,组内共同用耕牛和农具。而这些耕牛和农具都是由乡公所下发到各组的。当时卢毓问过其中一个黔首,问他四五户一起用一头牛,那不会有人不当耕牛是自家的,就频繁使用,不爱惜,不好好喂养吗?但谁知,这却遭来了对面黔首的白眼。黔首很直白的告诉这几个白面贵人:“几位肯定都不是咱农人,咱农人们最爱惜的就是这类大牲口,因为咱们知道这些东西能救咱们命,咱们以后荒年能不能活下来,就看平时有没有用好这些牲口。再说,这些都是公家的,借咱们都是要给粮的。咱们一个组都需要平瘫的,谁把牛养坏了,别说公家饶不了他,就是咱们也饶不了。”说完那黔首还一副看傻子的样子看卢毓,反倒是让卢毓弄得难堪了。但卢毓却也有耐心,他之后又带着郑益和德然两人又在这里社呆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们又知道泰山军对地方的更多政策。如之前他们在社外看到的教导农人们种植的老农,他们就是乡公所派来的。这种老农不仅是耕作上的,还有蚕业、苗圃、林场、山场都各种类型的。这些人都是乡公所用钱粮雇佣来教导黔首们,学习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的。甚至一些从邺城农学所出来的工吏也会来这些地方教导,进一步将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扩散出去。然后就是那名黔首所说的,公所借耕牛给他们的事。这情况卢毓也弄清楚了。原来乡公所不仅是借贷耕牛、还会借贷种粮。其目的不是说要从农户们那吸血,而是鼓励他们开垦新田。贫穷的黔首们为何不能开垦新田?就是因为在新田第一年全要靠储备过活。以前他们要想开荒,就只能和豪强借贷,但一旦贷了,其利息之高能将这些黔首吸得破产。而现在乡公所出来帮助黔首们,助他们度过开荒的第一年。卢毓的第一次触动就是在这个乡社发生的。他从泰山军的这些政策中,看到了一个真真实实为黔首谋福祉的形象。他也看到了,这些政策无不都是在鼓励生产,只要这些政策扎扎实实的落实下来,可以预见的是,整个河北将遍地沃野,成为真正的天府之国。卢毓也是北人,还是个比较有理想,能爱民的北人。所以他很自然就对泰山军的这些政策充满了好感。但卢毓的身份注定不能加入泰山军,对于这些,他更要以一种敌对立场去看待。而换一个立场来看这些事,他就看出了一些厉害的地方。这些河北黔首们一旦在生产生活中都听泰山军的,那这种意识就会扎根到他们的灵魂里。可能这些人自己都不知道,随着这些种种政策的落实,他们将不可避免的变成泰山军的模样。他们不再是赵人、魏人、中山人这些地域身份,而统一成了泰山军治下的新民户。之后三人再次启程,他们的河北之旅还未结束。他们又在巨鹿郡的某一个靠近大野泽的里社看到一幕诉讼场面。诉讼的事无非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主持诉讼的人却不同。过往,在汉室,主持这些诉讼事的都是地方上的贤者三老。但现在统统都是那些黄衣的乡社吏。这些乡吏们通过这些诉讼去巩固着他们的权威。而他们对诉讼的处理也成了他们名声的试金石。县上面的巡查在考核这些乡吏们的时候,普遍都是从这些诉讼入手。如此,这些乡吏们也普遍秉公断讼,形成了一个好的循环。以上的两种卢毓还能理解,毕竟说白了就是代替了过去乡贤们的作用。但后面他在魏郡一带看到的事情则完全出乎了卢毓的想象。魏郡是泰山军的京畿郡,是泰山军的核心区。在这片地方的乡社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西,那就是谕教使。他们走在道上,总能看到一些人手拿黄纸给全社老幼宣读一些教谕。卢毓他们听过,其内容无非就是一些那贼魁张冲的日常语录,他对事物的看法,他对群体的认识,有对某一案的评价。甚至有些内容还是关于泰山军的主张、各地的情况、政策的目的。而当中讲的最多的还是一个,那就是:“农民要翻身!”这些东西听着都是比较新颖的,然后就用谕教使讼传各地,使人读诵。这种宣教,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想来三代之治也不过如此,而现在的河北,一个所谓的贼寇却做到了。以上种种事情都让卢毓默然。因为他明白,汉室再也收不回河北了。因为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之后,很自然的,卢毓就将自己的一路体悟都和两位师兄分享了。郑益自无不可,只是默默吸收这话里面的可取处。而刘德然却对卢毓的话嗤之以鼻。和卢毓的评价不同,刘德然对于这种以吏治地方充满了厌恶,认为是打破过往里社的道德和团结。他所看到的河北乡野,到处都是背叛和告发,小人通过背刺里社的长者而跃居其上,是一种道德的沦丧。在刘德然看来,过去的乡野才是符合道德的。上面对乡野无为而治,而地方上则由有道德的长者来负责,而汉室对这些人则充满了信任,很少干涉。而且刘德然也不是什么腐儒,他认为过去的乡贤们更能保护地方。因为乡贤们之所以贤就是立足于地方乡社,他们靠着道德、财富、地位而获得黔首们的信任。所以乡贤们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下,所以更能为这些人负责。而如泰山军这些流吏呢?各个宛如虎狼,对地方上毫无感情和连接。屡屡大兴水利,不爱惜民力。在刘德然看来,这就是因为这些地方乡社吏的权力是来源于上的,这些卑贱的黔首们哪有恩德于地方,其能号令地方全靠背后的泰山军撑腰。而这些小人们也明白这点,所以阿谀媚上,毫不爱惜下民。这就是刘德然所鄙夷的,他以人心丧乱,道德末世来形容如今的河北。如此,刘德然和卢毓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河北面貌,他们谁又是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