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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邺城铜雀台。刚从刘茜寝宫出去后,张冲就来到了这里。距离铜雀台落成已经两年了,这里也成了泰山军驻军、演武、祭祀的场所,其巍巍高,自彰显着大太的威仪。但凄冷寒夜中,张冲披着大氅,登高望远却有如履薄冰之感。如今张冲年有二十四,他来的时候还只有十七岁,如今一晃就是七年过去了。此时的他也如这个时代的人一样,颔下蓄着胡须,行为做派完全看不出一丝后世人的样子。不仅如此,此时的他为北地之主,千万人之首,一举一动都对天下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让人畏惧。所以即便他为了显示一切如故,依旧穿着当年砥砺奋斗时穿的麻衣素履,却依旧没什么变化。甚至当这身麻衣素履在周遭一众华贵锦绣的映衬下反而又彰显了某份无上的权力。因为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不假束缚,随心所欲,而其他人即便再富贵,但依旧要被上下尊卑的规则所规训。所以,张冲从周遭人中只看到了尊崇,再无过去那种兄弟把臂言欢的亲近。他成了神只,而不是一个兄长。张冲当然明白,在任何时代做出他这般基业者,皆会被神圣化。这根本不是他能改变的。所以,有时候张冲都可能会恍惚,觉得自己在后世的经历是不是就是一场梦罢了。他就如一滴朱滴溶于这个时代,一下子就被同化了。他似乎不断去改变,但好像世界总会继续保持着既有的惯性。张冲有时候会自问,他到底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是让一群人变得更好了,还是让这个世界的死亡变得更多了?而每每问到最后,张冲给自己的答案总是那一个:“我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条从未有过的道路。”也许只有这份最后的理想成了张冲最后的坚守,让他不在周遭的歌功颂德中堕落沉迷。是啊,保持住赤诚之心实在是太难了。在艰难困厄中他可以,在转战天下中他也可以,因为他看到满地绝望,所以能坚定下来。但现在呢?如果他已经看不见悲惨了呢?他还能相信吗?就如此刻,即便他只是临时起意来这铜雀台看看,就已经是前呼后拥。只从他这里往下看,那连绵数百级的陛阶上,站满了翎羽铁甲,寒光照在他们的甲衣上,满是肃杀。而张冲不用往回看,就知道在他的背后,又有各种高冠巍峨之徒、青紫绶印之辈,他们皆是太极殿之行走,为张冲出谋划策者。所以到了张冲现在的地方,他无论从哪里看,都已经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真实,因为总会有人为他妆点。而即便他张冲真的微服私访民间,也看到了所谓的真实面貌,他也会暗想这一切是否是被设计的,然后别有所图。总之,此时的张冲已经再难靠看见去相信了。所以如果说那份信念在过去是因为看见悲惨所以坚信,那么到现在,张冲只能因为相信所以依旧坚信。也正是如此,张冲现在的所思所考难免就有点超于一众泰山军高层。就比如这一次东伐辽东之事就是他力排众议的结果。本来在随着北面来信的同时,南方的豫州也送来了一份军报,是讲已经占据汝南、颍川、陈国、沛国大部的袁绍,境内突然掀起了一场黄巾起义。是的,没错,黄巾起义再一次在豫州境内爆发了。当时这些教徒就向同为太平道嫡传的泰山军求兵,多次向驻守在河济一带的黑夫请求一起夹击袁绍。黑夫不能断,忙将情况上书给了邺城。而在当时,包括度满在内的一众门下及枢密,皆没将北面的事情看得多重。因为这种袭扰关内的举动,在本朝可谓俯拾皆是,虽然不舒服,但也就是癣疥之患。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也就是过去是乌桓人入寇变成了现在胡汉一起联合入寇,没什么大不了的。而和这个相比,南方的袁绍就是一个腹心之患。此君果然不愧是现在袁氏仅存族人中能力最强者,即便是被洛阳朝庭通缉的情况下都能一跃而起,真真是了不得。所以当时度满等人就将青州的曹操、豫州的袁绍作为泰山军进军中原的最大敌人,并认为这两方一旦出现联合,那就是他们泰山军外部最大的敌患。而就在这些人高度重视豫州境内的黄巾起事时,张冲却出人意料的重视着辽东这么一个偏僻的角落,甚至为此接连开了三次门下和枢密的联席军议。这就让一众大臣们不解了,难道王上就看不见中原敌对势力联合的趋势吗?原先为了深固根本也就算了,但现在随着夏耕已经结束,河北已经有了足够的民力来发动一场军事行动。这个时候不先支援豫州黄巾,打击袁绍,却先去伐辽东?于是,他们不理解张冲的这个决断。而除了张冲这些核心智库、武力不理解外,就连底层的黔首百姓们也不理解。最近,飞军内卫上报给张冲一首歌谣,内容是:“我兄征河北,毙死青山下。今我通沟渠,又困人公堤。方今天下乱,唯我河北宁。舍家去辽东,此身无可保。舍我一顷地,便要三代报。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生儿诚不孝,添为异乡鬼。请家祭白皤,引我孤魂回。”当时董昭送张冲此歌谣的时候,就说这定然是河北境内潜伏的豪强余孽怨望所作,说他必会查明。张冲当然不怀疑董昭的判断,因为这样的歌谣只有那些世家子弟才能作出。但他更看到的是这首歌谣之所以能传播的如此迅速,却恰恰反应了某种民意。换句话说,这歌谣的编造者敏锐的看出了河北黔首现在心境的一个转变,那就恩薄怨积。就如歌谣说讲的,泰山军是给了他们一份传宗接代的基业,但这份基业的代价太重了。兄长刚刚战死,弟弟就被拉去挖沟渠。而现在又听说朝庭要去打苦寒的辽东,那就更是有死无生了。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就连河北都能感受到比过去要更冷了,而现在莫名其妙去打更北方的辽东,那不是更冷?虽然现在出征是在夏末,但谁知道冬天前能不能打完?所以,百姓有怨气是很正常的。而张冲也明白这种趋势转变的背后,是家国二元的矛盾。对于张冲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家国往往都是一致的。正如那句:“没有国,哪有家。”所说的,现代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但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家是家、国是国,有时候一致,但往往大部分时候是矛盾的。就以河北黔首来说,他们守卫乡梓责无旁贷,因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但去辽东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而且这种矛盾随着汉室崩塌后,将会越来越严重。各地黔首都是因各地强人的保护而存活,所以各州强人就对治下民有恩,而这种恩义一长,那各地黔首就只见其主,不见天下。如此,人心一散,这天下自然各为其主。比如说青州的曹操就是这样。曹操没来之前,青州生民离乱,惨遭兵灾。但是曹操平定了其他诸侯,稳定了青州的局势,为百姓提供了生产生活的环境。那原先该死在兵乱中的百姓,自然对曹操感恩戴德,因为是他活了自己。而这个时候泰山军再进攻青州,那面对的阻力就特别大,因为曹操已经得青州之民心,各地百姓皆认其主,自然拼命。到那个时候,即便你泰山军出自青州,和青州人的渊源很深,但大伙依然视你为敌。所以,这也是诸多门下劝谏张冲尽快平定天下的原因。因为越往后,人心安定下,不仅各地越来越难打,就连河北人都不大愿意为泰山军卖命。道理很简单?分裂下去不好吗?统一了对我们河北人有什么好处?你上面说要给天下一个公道,那总不能是让他们河北人流干了血,给什么青州人、兖州人公道吧。这不符合天理人情。所以,无论是上面那首歌谣还是关羽在青州的作战,都越来越反应了天下的某种离心趋势。如果,泰山军真的不能尽快得天下,那春秋战国的那种分裂景象将会再现。正是有此担忧,泰山军的诸多门下才如此紧张。他们不想张冲一意孤行,坏了现在的大好局面。但长久以来张冲的正确和权威,又使得他们不敢坚持。所以,伐辽东之准备就这样在别扭中开始着。也正是核心弟兄们,治下百姓的双重不理解,才使得张冲这样坚毅的人都出现了某种彷徨。这也是他深夜登铜雀台的原因。他要在最安静的地方,好好想想,伐辽东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首先对于辽东出现的某种胡汉合流的趋势,张冲比如今全天下所有人都更知道其威力。因为自古来说,东北就是一个孕育胡汉合流政权的沃土。张冲当然理解现在如度满、何夔、诸葛珪等人漠视辽东的原因,毕竟从古至今,只闻北国惊弦,未听说东北雪原有匹马入中原之举。即便强如乌桓人,不也是汉人的狗?为汉人驱驰?所以自古以来,中原人都不将注意力放在东北,对于那里有哪些民族,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漠不关心。但只有张冲明白,这种自古以来没有多久了,可能再过百年,慕容鲜卑就会南下中原,建立三燕。再之后,如拓跋鲜卑、宇文鲜卑也会随后南下,建立诸魏和北周政权,最后一统北方。更后面,契丹、金人、清人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前赴后继从东北地区南下中原,并成为汉人政权最大的外部压力。可以说,有夏以来四千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由东北所支配。在知道这些后,谁能对东北地区再漠不关心呢?所以,张冲很清楚,图袁绍是为近考虑,而图辽东却是为华夏文明考虑。这里面孰轻孰重,张冲当然知道。本来,张冲也并不打算将辽东事务的优先级放得多高,毕竟将来是将来,人还是要先解决眼前的才行。但随着辽东地区的胡汉合流趋势出现后,他就明白不能等了。这是因为,一旦东北地区开始出现了胡汉合流特征,就会迅速出现一个有活力的政权。这也是辽东地区地缘决定的,在这片不大的平原上,分布着三种经济。分别是辽河流域从事农业经济的汉人政权,然后是属于长白山地区的肃慎渔猎经济,最后就是西边鲜卑山一带的,从事游牧经济的鲜卑人、乌桓人。本来过去这三者都是相互对抗的,所以看不出结果来。不过一旦三者结合,就将孕育出虎吞天下的军事政权。那些生活在北方苦寒之地的肃慎人是一等一的好兵员,他们吃苦敢战,射法无双。如果再配有汉人的装备和阵法后,再加上游牧民族的战马,那天下谁能与之争?所以张冲要先下手为强,趁其未发育,一举拿下辽东。到时候,此地区本可以威胁中原的武力潜力就能反被他所用,结果反更能加速夺取天下的时间。但这些想法都过于超过这个时代的认知了,张冲也不能多解释。他只能以辽东威胁侧翼后方为由,趁其还未势大,好解决,来推动这一伐辽东的战事。就这样,张冲在铜雀台想了很久,也思考了很多,最终决定亲征辽东。之所以选择亲征,一方面还是觉得自己统兵更能速胜。他并不反对度满他们对时局的判断,恰相反,他非常赞同,所以他也知道伐辽东之事必须要快,最好在这个秋天就解决。另外一方面,张冲还是想通过这次战役,完成对整个辽东地区的布局,他需要吸纳这些乌桓、肃慎战士,还要打断更东的高句丽的兴起。总之,这一次伐辽东不仅是军事仗,更是一场政治仗,张冲需要自己亲临才能更好把握。就这样,在这一个夜晚,张冲独自做出了这个影响未来数百年走势的决定。伐辽东之役,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