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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段祺瑞打心里压根就瞧不起黎元洪，在清朝时，段祺瑞曾做过提督，并且署理过湖广总督，可是黎元洪那时才不过是一个协统。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黎元洪虽然是副总统，但段祺瑞是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大将，在他眼中，黎元洪不过运气好罢了。袁世凯死后，如果段祺瑞不支持黎元洪，他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
因为有这些观念，所以段祺瑞完全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黎元洪见到段祺瑞有如芒刺在背，二人间因此无法谐合。
黎元洪接任总统后，他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这对段祺瑞是无法忍受的。段祺瑞本已苦于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断独行，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使他感到非常受不了。段祺瑞有时向他的亲信抱怨：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段祺瑞拥黎元洪为总统只是叫他盖章，这一点可以从段祺瑞的秘书长徐树铮的一句话中证实。
有一天，徐树铮拿了三个人事命令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大印，黎元洪偶然问到这三人的出身和历史，徐树铮就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哩。”
说到这里，黎元洪似乎气得头上要冒出火来，他脸上发青地对刘庆斌说：“刘公子，你说。他们竟然如此公然目无总统，要这总统还有何用！”
刘庆斌点点头，却不发话。
徐树铮有才气但任性，段祺瑞能倚信徐树铮，实在很难得，可是徐树铮的缺点是跋扈，很难与人共事。这一点刘庆斌是早就知道的，当初在与白朗军交战的时候，刘庆斌就恼他这一点，专门将徐树铮要到了手底下。直到把他收拾的服服帖帖才罢手。
黎元洪就职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是段祺瑞的第三次组阁。段祺瑞组阁时有一个老问题，就是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也是坚决不同意的。
徐世昌怕黎元洪、段祺瑞两人因此闹僵。乃亲自去见黎元洪：“我以为你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这一件非依从他不可。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也差不了多少。”
徐世昌的话一点也没有错。段祺瑞有没有徐树铮都是一样，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黎元洪。
当黎元洪同意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有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规定国务院秘书长来见总统时，须先知会总统府秘书长一同入见。
这个规定也是令人不解的，原来，黎元洪做总统后，段祺瑞从不以总理身份去见总统，而是由国务院秘书长前往。徐树铮见黎元洪时也并不尊敬，黎元洪有时问起某一件公务时，他总是这么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有总理负责，总统不必多问。”
……
听到这里，刘庆斌突然问道：“这么说，大总统与段总理之间的矛盾只是因为徐树铮的存在？”
“那倒不是，还有兵制问题的分歧……”
黎元洪倒也不隐瞒，将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说与了刘庆斌。
黎元洪的一席话不仅刘庆斌听明白了，就连一旁的蒋志清也听明白了。如果不是刘庆斌带蒋志清来见黎元洪，恐怕他一辈子也不不会明白，原来他们之间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矛盾。
黎元洪认为大总统必须掌握兵权，在他看来，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么做的价值？但是，黎元洪这个意图和段祺瑞完全对立。段祺瑞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就因为他有军权。段祺瑞的想法是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掌握全国政权，再以陆军总长身份掌握全**权。如果让总统管军权，他岂不是手无寸铁，总统一纸命令就可以撤换了他吗。所以，这一点段祺瑞是誓死必争的。
刘庆斌不置可否，他笑道：“大总统，你说的这些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我想知道你们现在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黎元洪叹了口气：“自然是对德国断交的问题！”
原来，美国在对德国宣战前，照会中立各国政府，欢迎各中立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号召，以加强中美合作关系。
外交总长伍廷芳主张走美国路线，以争取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中国，抵制日本侵略，并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有发言权。这些利害关系很能打动黎元洪。
可是段祺瑞一向是亲德的，他平素吃西药，非德国药不吃，同时深信德国陆军无敌于天下，最后胜利必属于德国。不过段祺瑞正和日本亲近，日本已和德国宣战，因此段祺瑞很想听听日本方面的意向。于是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就近探询。章回答，日本外相本野表示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
日本这个态度和过去大相径庭，袁世凯在世时，对日本非常报有敌意。英、法、俄三国曾劝诱中国参战，被日本所反对，日本认为中国既已宣布中立，就无须对德国宣战。那时候，日本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是怕中国加入协约国后，就使日本无法“乘火打劫”侵略中国，何况当时袁世凯是拉着英国对付日本的。现在段祺瑞内阁与日本非常亲近，中国参加协约国，对日本也是有利的。
有了日本的支持，段祺瑞遂由极端亲德派而变成了极端的反德派。段祺瑞听说黎元洪和国会也主张对德绝交，他便力争先发，不愿在黎元洪之后。
中国人最坏的一种观念，常把对外问题牵连到对内恩怨上。被人称作是老好先生的黎元洪，也不好惹的，他恨段祺瑞达于极点。段祺瑞的政策在黎元洪看来，一无是处，段祺瑞东自己则必西，段祺瑞是自己肯定要非。黎元洪听说段祺瑞主张对德绝交，于是马上反转过来反对对德断交。(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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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些观念，所以段祺瑞完全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黎元洪见到段祺瑞有如芒刺在背，二人间因此无法谐合。
黎元洪接任总统后，他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这对段祺瑞是无法忍受的。段祺瑞本已苦于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断独行，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使他感到非常受不了。段祺瑞有时向他的亲信抱怨：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段祺瑞拥黎元洪为总统只是叫他盖章，这一点可以从段祺瑞的秘书长徐树铮的一句话中证实。
有一天，徐树铮拿了三个人事命令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大印，黎元洪偶然问到这三人的出身和历史，徐树铮就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哩。”
说到这里，黎元洪似乎气得头上要冒出火来，他脸上发青地对刘庆斌说：“刘公子，你说。他们竟然如此公然目无总统，要这总统还有何用！”
刘庆斌点点头，却不发话。
徐树铮有才气但任性，段祺瑞能倚信徐树铮，实在很难得，可是徐树铮的缺点是跋扈，很难与人共事。这一点刘庆斌是早就知道的，当初在与白朗军交战的时候，刘庆斌就恼他这一点，专门将徐树铮要到了手底下。直到把他收拾的服服帖帖才罢手。
黎元洪就职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是段祺瑞的第三次组阁。段祺瑞组阁时有一个老问题，就是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也是坚决不同意的。
徐世昌怕黎元洪、段祺瑞两人因此闹僵。乃亲自去见黎元洪：“我以为你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这一件非依从他不可。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也差不了多少。”
徐世昌的话一点也没有错。段祺瑞有没有徐树铮都是一样，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黎元洪。
当黎元洪同意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有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规定国务院秘书长来见总统时，须先知会总统府秘书长一同入见。
这个规定也是令人不解的，原来，黎元洪做总统后，段祺瑞从不以总理身份去见总统，而是由国务院秘书长前往。徐树铮见黎元洪时也并不尊敬，黎元洪有时问起某一件公务时，他总是这么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有总理负责，总统不必多问。”
……
听到这里，刘庆斌突然问道：“这么说，大总统与段总理之间的矛盾只是因为徐树铮的存在？”
“那倒不是，还有兵制问题的分歧……”
黎元洪倒也不隐瞒，将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说与了刘庆斌。
黎元洪的一席话不仅刘庆斌听明白了，就连一旁的蒋志清也听明白了。如果不是刘庆斌带蒋志清来见黎元洪，恐怕他一辈子也不不会明白，原来他们之间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矛盾。
黎元洪认为大总统必须掌握兵权，在他看来，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么做的价值？但是，黎元洪这个意图和段祺瑞完全对立。段祺瑞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就因为他有军权。段祺瑞的想法是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掌握全国政权，再以陆军总长身份掌握全**权。如果让总统管军权，他岂不是手无寸铁，总统一纸命令就可以撤换了他吗。所以，这一点段祺瑞是誓死必争的。
刘庆斌不置可否，他笑道：“大总统，你说的这些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我想知道你们现在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黎元洪叹了口气：“自然是对德国断交的问题！”
原来，美国在对德国宣战前，照会中立各国政府，欢迎各中立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号召，以加强中美合作关系。
外交总长伍廷芳主张走美国路线，以争取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中国，抵制日本侵略，并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有发言权。这些利害关系很能打动黎元洪。
可是段祺瑞一向是亲德的，他平素吃西药，非德国药不吃，同时深信德国陆军无敌于天下，最后胜利必属于德国。不过段祺瑞正和日本亲近，日本已和德国宣战，因此段祺瑞很想听听日本方面的意向。于是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就近探询。章回答，日本外相本野表示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
日本这个态度和过去大相径庭，袁世凯在世时，对日本非常报有敌意。英、法、俄三国曾劝诱中国参战，被日本所反对，日本认为中国既已宣布中立，就无须对德国宣战。那时候，日本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是怕中国加入协约国后，就使日本无法“乘火打劫”侵略中国，何况当时袁世凯是拉着英国对付日本的。现在段祺瑞内阁与日本非常亲近，中国参加协约国，对日本也是有利的。
有了日本的支持，段祺瑞遂由极端亲德派而变成了极端的反德派。段祺瑞听说黎元洪和国会也主张对德绝交，他便力争先发，不愿在黎元洪之后。
中国人最坏的一种观念，常把对外问题牵连到对内恩怨上。被人称作是老好先生的黎元洪，也不好惹的，他恨段祺瑞达于极点。段祺瑞的政策在黎元洪看来，一无是处，段祺瑞东自己则必西，段祺瑞是自己肯定要非。黎元洪听说段祺瑞主张对德绝交，于是马上反转过来反对对德断交。(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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