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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支持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并支持你们收复被俄国侵占领土的主张，这本身对我们有益，奥奥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当然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俄国在身侧，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李海顿继续说道，“一个强大的中国，尤其是与德奥结成同盟的强大中国，能够牵制住俄国人将近一半的精力，这也是我们准备支持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首要的条件是你们要有能力保持国内的稳定。中国的动荡和内乱符合你们的敌人——也就是日本人和俄国人的利益，他们也在想方设法搞垮你们的政府，使你们陷入到内乱之中。《二十一条》中日本人究竟得到了什么真正的利益？但是他们却把它公布了出来，在你们的报纸上。你们想到过没有，一个毫无底细的中国记者为什么能够拍摄到你们与日本人所签订的秘密条约的文本？因为日本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真正能从中间得到的利益很少，只要中国一直处于稳定之中，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他们就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他们的野心。所以他们主动就把它揭露出来，目的就是要搞垮你们的政府，让它失去人民的信任。你们现在实际上处于一种很危险的境地，如果还不能坦诚合作，那么，这个国家很快就会陷入混乱，我们的投资和援助计划也毫无实行的价值了。”
“政见不同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权力的分配也能通过谈判和妥协来找到一个平衡点。东方人最大的弱点是不爱妥协，固执已见，总认为自己意见和见解就是正确的。这就造成了总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来推行和实现自己的主张。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认知，首先没有哪一个人就英明伟大，永远正确，人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对于世界的认知都是片面和有偏差的，我们就需要在与其他人的相互交流中修正这种错误。另一个方面，东方人总喜欢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以便让自己能够“名垂青史”，但事实上，一个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国家的安定和稳定，并不是实行什么“新政”，暂时搁置一些争议较大政策的实行是一种很好的方设法，而不是强行去推动它的执行，因为这很容易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华工军团我不会全部交给你们中的某一派系，我帮助你们训练和武装这支军队是希望你们用它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不是希望你们把它变成争夺权力的工具。华工军团一分为二，你们每方将会得到一半，如果你们同意，我们会继续向北京政府提供以后维持这些军队装备甚至是资金方面的援助。至于你们收复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被占领土的想法，我想就由博洛耶维奇元帅和切尔宁先生为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关于俄国的具体事务也是主要由他们来策划和负责实施的。”
李海顿只是提出一些建议，但具体如何实施，还要看徐树铮和蒋作宾他们商量的结果了。北洋政府由于内部的争斗反而使国内陷入到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但在这个世界里，由于有近七十万在欧洲受过训练并参加过一些战斗的华工军团的存在，当这些军队返回国内时，以足以压制国内任何的军阀势力。只要段祺瑞和黎元洪肯放下架子合作，北洋政权就会变得相当稳固，而中国的局势也就不会陷入到混乱。
前世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有机会和能力时，李海顿当然还是很愿意伸手帮中国一把，至少站在奥匈帝国的立场上，一个强大的中国也能够牵制住未来苏俄的很大一部分精力，使得他们无力插手欧洲的事务。
德奥所支持的白俄势力很难能成什么气候，纳扎罗夫和科尔尼洛夫谁也不服谁，顿河军与志愿军一直各自为政，邓尼金也想把手伸向南俄，不过，在不能获得最高权力之前，他就一直站在边上看热闹。
德奥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出现，但无论是社会民工党广义派还是白卫军，都想恢复帝俄时期的势力范围。白军一直想消灭苏维埃政权，而社会民工党则想消灭这些“叛匪”，红与白之间的较量，把灾难降临到了俄罗斯人头上。
奥匈方面对白军的支持也很有限，但目前华工军团却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他们的总兵力与赤卫军相当，受到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装备也比赤卫军精良。
在华工军团的支持下，白卫军在顿河一线不断取得胜利，并顺利地攻占了俄国东南重镇察里津，并准备向北进军。苏维埃政权处于最危急的关头。
在维也纳的中国公使馆，徐树铮、蒋作宾等人终于坐到了一起。
“最早往俄国的华工里派出军队时，你是怎么想的？”蒋作宾说。
“也没什么，奥地利这边缺少劳工，但海上航路已经被英国人所封锁。我其实也找过英国人和法国人，你们不知道吧。”徐树铮点着了一根香烟，本来他是个不抽烟的人，可是这几年国事令人烦忧，让他也养成了吸烟的习惯。“段总长其实也没有自己的嫡系，实际上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光杆，真正有事的时候，根本没有自己亲信的部队。”徐树铮无奈地苦笑了两下。
“段总理当陆军总长那么多年，军队里能没有自己的亲信？”蒋作宾说道。
“问题出在袁总统身上，他在世的时候，对军权抓得很死，实际上一直在防着段总长。成立参谋本部和陆海大元帅统备处就是这时候做的，他一直在想法削弱陆军部的军权。我们当时也只能处处和他出难题，后来导致了百里兄当着保定军校那么多师生的面发生‘自戕事件’，也是因为我们和袁总统争军权的原因。这很抱歉，百里兄是纯粹的军人，从不关心政治，不明白这里面的政治斗争，总以为我们是处处和他为难，让他难以做人。说来很惭愧，兄弟现在身上政客的毛病越来越多，反而失去了做军人的原则，对于百里兄，学弟本身一直心里百充满敬重的。”
“我说当年袁总统任命我当军校校长时，你们为何百般刁难，原来是因为争权夺利的原因。”蒋方震说道：“我还一直以为段总理和我有什么冤仇。”
“其实，袁总统已经发现北洋军旧荷难医，准备另起炉灶，用新的军队来逐渐替代北洋军，军校和模范团就是那时候的产物，不过，后来他的心思就转到如何做皇帝了，对于重整军队的事也就没再那么上心。实际上，袁总统当皇帝，段总长是坚决反对的，我当时都有心动用军队逼宫，这才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嫡系的部队，段总长虽然高高在上，但早已经让袁总统给架空了。”徐树铮吐出了一口青烟，似乎在回忆之前的经历，“不得以之下，我只好东奔西走，联络那些军阀们联手反对袁称帝，后来被倪嗣冲告了一状，就被免去了陆军次长一职。段总长怕我在国内有风险，于是就以考察军事为名，派我到了欧洲。我先从英国上的岸，那时，整个欧洲战事正紧张，各地都缺少劳工，我就向英国政府提出我们可以出面帮他们招募华工，但需要他们帮我们训练和装备出最少三分之一的军队出来，法国人当时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但英国人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由于日本人的反对，他们根本不想帮我们装备军队，我明白英国人是不会真心帮助我们的，于是又转道西班牙到了奥匈。”
他摊开双手，“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袁总统去逝，咱们上了台，可惜谁都没有军队，说是中央政府，但说话有谁听？那帮军阀们各自占山为王，根本不拿政府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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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不同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权力的分配也能通过谈判和妥协来找到一个平衡点。东方人最大的弱点是不爱妥协，固执已见，总认为自己意见和见解就是正确的。这就造成了总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来推行和实现自己的主张。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认知，首先没有哪一个人就英明伟大，永远正确，人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对于世界的认知都是片面和有偏差的，我们就需要在与其他人的相互交流中修正这种错误。另一个方面，东方人总喜欢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以便让自己能够“名垂青史”，但事实上，一个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国家的安定和稳定，并不是实行什么“新政”，暂时搁置一些争议较大政策的实行是一种很好的方设法，而不是强行去推动它的执行，因为这很容易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华工军团我不会全部交给你们中的某一派系，我帮助你们训练和武装这支军队是希望你们用它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不是希望你们把它变成争夺权力的工具。华工军团一分为二，你们每方将会得到一半，如果你们同意，我们会继续向北京政府提供以后维持这些军队装备甚至是资金方面的援助。至于你们收复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被占领土的想法，我想就由博洛耶维奇元帅和切尔宁先生为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关于俄国的具体事务也是主要由他们来策划和负责实施的。”
李海顿只是提出一些建议，但具体如何实施，还要看徐树铮和蒋作宾他们商量的结果了。北洋政府由于内部的争斗反而使国内陷入到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但在这个世界里，由于有近七十万在欧洲受过训练并参加过一些战斗的华工军团的存在，当这些军队返回国内时，以足以压制国内任何的军阀势力。只要段祺瑞和黎元洪肯放下架子合作，北洋政权就会变得相当稳固，而中国的局势也就不会陷入到混乱。
前世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有机会和能力时，李海顿当然还是很愿意伸手帮中国一把，至少站在奥匈帝国的立场上，一个强大的中国也能够牵制住未来苏俄的很大一部分精力，使得他们无力插手欧洲的事务。
德奥所支持的白俄势力很难能成什么气候，纳扎罗夫和科尔尼洛夫谁也不服谁，顿河军与志愿军一直各自为政，邓尼金也想把手伸向南俄，不过，在不能获得最高权力之前，他就一直站在边上看热闹。
德奥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出现，但无论是社会民工党广义派还是白卫军，都想恢复帝俄时期的势力范围。白军一直想消灭苏维埃政权，而社会民工党则想消灭这些“叛匪”，红与白之间的较量，把灾难降临到了俄罗斯人头上。
奥匈方面对白军的支持也很有限，但目前华工军团却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他们的总兵力与赤卫军相当，受到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装备也比赤卫军精良。
在华工军团的支持下，白卫军在顿河一线不断取得胜利，并顺利地攻占了俄国东南重镇察里津，并准备向北进军。苏维埃政权处于最危急的关头。
在维也纳的中国公使馆，徐树铮、蒋作宾等人终于坐到了一起。
“最早往俄国的华工里派出军队时，你是怎么想的？”蒋作宾说。
“也没什么，奥地利这边缺少劳工，但海上航路已经被英国人所封锁。我其实也找过英国人和法国人，你们不知道吧。”徐树铮点着了一根香烟，本来他是个不抽烟的人，可是这几年国事令人烦忧，让他也养成了吸烟的习惯。“段总长其实也没有自己的嫡系，实际上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光杆，真正有事的时候，根本没有自己亲信的部队。”徐树铮无奈地苦笑了两下。
“段总理当陆军总长那么多年，军队里能没有自己的亲信？”蒋作宾说道。
“问题出在袁总统身上，他在世的时候，对军权抓得很死，实际上一直在防着段总长。成立参谋本部和陆海大元帅统备处就是这时候做的，他一直在想法削弱陆军部的军权。我们当时也只能处处和他出难题，后来导致了百里兄当着保定军校那么多师生的面发生‘自戕事件’，也是因为我们和袁总统争军权的原因。这很抱歉，百里兄是纯粹的军人，从不关心政治，不明白这里面的政治斗争，总以为我们是处处和他为难，让他难以做人。说来很惭愧，兄弟现在身上政客的毛病越来越多，反而失去了做军人的原则，对于百里兄，学弟本身一直心里百充满敬重的。”
“我说当年袁总统任命我当军校校长时，你们为何百般刁难，原来是因为争权夺利的原因。”蒋方震说道：“我还一直以为段总理和我有什么冤仇。”
“其实，袁总统已经发现北洋军旧荷难医，准备另起炉灶，用新的军队来逐渐替代北洋军，军校和模范团就是那时候的产物，不过，后来他的心思就转到如何做皇帝了，对于重整军队的事也就没再那么上心。实际上，袁总统当皇帝，段总长是坚决反对的，我当时都有心动用军队逼宫，这才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嫡系的部队，段总长虽然高高在上，但早已经让袁总统给架空了。”徐树铮吐出了一口青烟，似乎在回忆之前的经历，“不得以之下，我只好东奔西走，联络那些军阀们联手反对袁称帝，后来被倪嗣冲告了一状，就被免去了陆军次长一职。段总长怕我在国内有风险，于是就以考察军事为名，派我到了欧洲。我先从英国上的岸，那时，整个欧洲战事正紧张，各地都缺少劳工，我就向英国政府提出我们可以出面帮他们招募华工，但需要他们帮我们训练和装备出最少三分之一的军队出来，法国人当时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但英国人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由于日本人的反对，他们根本不想帮我们装备军队，我明白英国人是不会真心帮助我们的，于是又转道西班牙到了奥匈。”
他摊开双手，“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袁总统去逝，咱们上了台，可惜谁都没有军队，说是中央政府，但说话有谁听？那帮军阀们各自占山为王，根本不拿政府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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